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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爱国叙事与美国清教传统

作者:萧莎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2月15日

 

    好莱坞擅长爱国——当然是爱美国——宣传,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好莱坞最辉煌的历史业绩,是它帮助美国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记者马克·哈里斯的名作《五人归来:好莱坞与二战》记述了这段史实:战争伊始,好莱坞王牌导演约翰·福特、乔治·史蒂文斯、约翰·休斯顿、威廉·怀勒、弗兰克·卡普拉便冒着炮火奔赴前线展开拍摄工作,他们先后推出《我们为何而战》《中途岛海战》《突尼斯的胜利》等纪录片,影片震撼全美,令后方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和军事动员工作势如破竹、一日千里。

再说当下。美国星条旗成为当今世上知名度最高的国旗,好莱坞也是居功至伟。在这座梦工厂出产的无数扣人心弦的戏剧场景中,美国无数次充当了人类的代表、人类的救星。仅美国国庆节当天,美国便至少两次组建了由总统、官员、科学家、青年精英构成的战斗队伍,粉碎外星人的入侵,保护了地球的安宁。——是的,我说的是科幻灾难片《独立日》和《独立日2》。两片在全球斩获的巨额票房,说明它们不仅感动了本国人民,而且说服其他国家的观众接受了好莱坞编织的爱国故事、美国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由始至终,好莱坞影片的爱国叙事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多数国家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共生,因而常把爱国情寄托于祖先的血统、历经的荣耀和世代居住的土地,习惯用民族文化定义自身,借本土风物咏怀。好莱坞的美式爱国主义正相反,它几乎总是刻意模糊英雄主人公与生俱来的民族标记如肤色、地域、语音等,着意弘扬他们与一般美国人共同信奉的信条:热爱自由、忠于职守、重视亲情、勇于牺牲……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曾说,美国是由美国人能够付诸实践的理论、思想所统一起来的,这和英国人不一样,英国的等级社会结构和传统教导决定了理论和思想是最不可能将英国人协调一致的东西。美国政治哲学家沃尔特·伯恩斯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美国精神”就是“把我们的不同出身整合为一个民族”的那些原则,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一种地方性的爱国主义”,因为“它包含着拥护某些普遍原则的精神”。

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以抽象价值为纲,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美国是一个从殖民地变身而来的移民国家,山川平原并非祖居之地,民众的血缘、语言、文化千差万别,与其在既有条件中寻找共性、求得共情,莫如从新大陆的新理想当中吸取凝聚人心的力量。那么,把美国人统一起来的精神理想是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答案就是《独立宣言》所颁布的政治信仰:“人生而平等,享受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美国人民对此信仰的共同拥护,构成了他们爱国情怀的基础。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独立宣言》的理论取自法国启蒙哲学,纯粹的理性主义思想资源如何解释爱国的浪漫主义激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提供了不同看法。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写道:有两种因素,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总是背道而驰、彼此争斗,美国人却成功地将它们结合起来统治一个国家,那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也就是说,美国爱国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宗教-政治型爱国主义,是犹太-基督教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种动态混合。其原初也是最不可动摇的动力来自17世纪清教徒从英格兰带来的信仰、激情和政治行动主义。依据美国学者乔治·麦肯纳《美国爱国主义的清教根源》一书的研究,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新教思想在首批殖民者定居新大陆时便担当了立法者的角色。此后它为适应不同时代有过种种变形,但内核始终不变,至今仍是美国人理解自我、看待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法门。

我们不妨以美国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MDb)评选出的 “好莱坞最爱国影片”为素材,分析好莱坞爱国叙事与美国清教传统之间的关系。

清教末世论与天命论:为什么总是美国救世界?

在“好莱坞最爱国影片”前20名榜单中,战争片占了一大半,其中既有改编自真实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片如《光荣》《巴顿将军》《父辈的旗帜》,也有《爱国者》《拯救大兵瑞恩》《美国狙击手》这样的常规故事片,还有《美国队长》《空军一号》《独立日》等架空背景的幻想片。不管是哪一类,主人公和他们所效忠的国家形象总是伟大而高尚的,站在无可置疑的正确一方。编导总能使政治象征放射出道德模范的光芒,借以中和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多数时候,爱国者们在正确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或不辱使命,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即使偶尔失手(如《黑鹰坠落》),失败也被再现得如耶稣受难场景:人道主义使者被野蛮愚昧吞噬。

在这些战争中,“美国”是光明和真理的化身,与邪恶力量不懈斗争。邪恶是谁呢?可能是英殖民者,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渊薮如索马里和伊拉克,也可能是外星侵略者。总之,在好莱坞银幕上,世界陷于危机、堕落和崩溃之时,总是美国挺身而出拯救世界。

好莱坞这种舍我其谁的救世使命感和非我莫属的自负,来自哪里?

来自美国清教信仰:美国人是被上帝选中的民族,背负有天命。

在基督教信仰里,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被上帝创造之时,是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起点。17世纪的清教徒承继加尔文神学,强调人因为原罪注定败坏而不能自救,而神会拣选某些人得救。而圣经新约《启示录》对“末世”和“千禧年”的描述阐发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根据圣经的允诺,将有一个民族在最后的日子崛起,迎接千禧年:一个新教民族,由一个新的摩西率领,走向新的迦南。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圣经的预言中发现了新世界这一表述,于是将新英格兰、美利坚与圣经捆绑在一起,宣告自己为被选之民。新英格兰的定居者们相信,靠圣灵的祝福,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末世论盼望变成现实。

清教徒们赋予新英格兰和美利坚以神圣的意义,用美国文化大家伯克维奇的话来说,是他们编撰美利坚神话之始。一方面,美利坚土地的现实归属自此被神话属性覆盖。由于清教徒短暂的殖民定居史、他们与印第安原住民的利益冲突被放在圣经叙述的千年历史中理解,他们的一切作为不仅拥有了合法性,同时也被赋予了神圣的目的——在美利坚实现上帝的国度。另一方面,神话逆转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定义了美利坚人与世界的关系——美利坚人可以用圣经话语来解释他们所从事的一切世俗事业。新英格兰/美利坚成为世界的真正中心。

从新英格兰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于1630年引述马太福音将定居点描述为“山巅之城”,如同新世界的耶路撒冷为人类把道路照亮,300多年来,虽然美国日益世俗化,但早期清教徒阐明自我的象征性身份至今仍然是美国人自我定义的支柱。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布什等历代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始终回荡着它的回响。因此,可以说,好莱坞爱国影片中的美国神话是清教传统的一个脚注。

 

恩典契约:人生是一盒巧克力

好莱坞认可的爱国典范,除了战场英雄,还有战场外的普通美国人,如《胜利之歌》当中的百老汇演员乔治·柯汉,《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乔治·柯汉史有其人,以写作爱国歌曲著称,终身为祖国歌唱,把他的传记片列为爱国影片自然毫无问题。那么,为什么《阿甘正传》也在“好莱坞最爱国影片”榜单上?

不少影评家指出,阿甘这个人物其实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代言人:善良、诚实、勤恳、守信、忠于爱情和家庭。此论断正确,但需要补充一点:阿甘也是清教徒坚守恩典契约的典范。阿甘天生智商不高,他的生活哲学来自母亲的教导:人生是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会得到什么。而这句话正是一个典型的恩典契约比喻:上帝的拯救是事先预定而又不可知的恩典,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完善德行、努力工作,准备迎接可能降临的圣灵福祉。

清教神学家相信人类与上帝之间订有两个契约。其一是上帝与人类始祖亚当之间的德行契约:上帝赐予亚当永生和幸福,亚当以服从天命作为回报。其二是亚当毁约、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本着仁爱与人类再立的恩典契约:世人只要相信上帝,就有可能获得救赎。救赎恩典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预定的,人类不可更改,但是人类也并非无事可做,人类可以通过善行、劳作证明自己信仰的虔敬。清教神学不仅强调上帝的天恩,同样强调立约人的德行或善行,强调信仰不仅仅是意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阿甘智力不高,思考不多,也没有远大理想,但他不停地凭着爱和善良的本能行动,于是在全然无意中完成了一系列不平凡的成就。这些成就来得如此传奇,有如神的恩典降临。

阿甘对恩典契约的完美践行与他得到恩典报偿的完美命运,与他一生所爱的女孩珍妮的价值观、言行和命运形成强烈反差,这使得从他嘴里说出来、贯穿全片的“巧克力”哲学听起来不仅不弱智,反而有几分先知般的深邃,对观众充满道德感召力。

好莱坞的爱国影片,是一个把世俗逻辑和宗教逻辑结合得十分紧密且隐蔽的领域。不认清这一点,不足以理解美国大众文化的特质。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一书中提出一个见解:现代性并不必然带来宗教的式微。事实上,无论是科技感强烈、视觉冲击力强大的好莱坞主旋律影片,还是当今世界的现实,都在向我们昭示这一点。显然,从文化角度理解宗教在不同国度和土地上的位置和处境,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现实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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