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柏拉图主张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理由是诗人不诚实，其言往往夸大失实，不可征信。十六世纪英国的菲利浦·锡德尼则为诗辩护，认为诗是一种虚构，一种创造，为自然所无，却胜于自然。千百年来，关于诗之真伪或善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及其身为文学讲师的女友莫尼卡·琼斯还一致认为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是“撒谎者”，认为读者关心的是切身的生活，而不是什么莫须有的“螺旋体”。后者还举叶芝的《湖岛因尼斯弗里》一诗中的“我要种九垄菜豆、一箱蜜蜂在那里”句，指斥诗人在胡说八道，因为菜豆太多，吃不完会烂掉，而蜂蜜倒可以储藏；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垄菜豆、九箱蜜蜂”才对。这样吹毛求疵的批评不禁令人想起鲁迅所述日本学者据“白发三千丈”句断定中国人喜欢吹牛的故事。把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纠缠于细节的看法直斥为不懂诗的外行话，也许过于简单，因为持这种观点者不在少数，而且许多还是专业文学研究者。我们还是从诗歌创作本身来寻找答案吧。

   

　　我对诗的定义是：诗是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运用比喻性语言的迂曲、暗示的表述方式；一首诗就是一个喻体，它就像诸子百家中的寓言或佛经中的譬喻，本身的细节往往是当不得真的，尽管它可能指向某种真实。那么，如何才能鉴别一首诗的真伪或曰可信度呢？我想，标准不在外面，而在里面，而且应追溯到创作之初。从创作者的角度讲，必须有一种东西，过去被神秘化了，被认为是神的赐予，叫做灵感，叶芝称之为激情，现代心理学名之为冲动。这是一种内在感受，犹如内炼者的所谓“气感”，求之不得，不请自来，转瞬即逝，然而真切无欺。让我说，就是要有动于中，它不像约翰·济慈说的，像叶子在树枝上发芽，而是在创作者的心里萌动；然后它向上生长，令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或向下发展，如拉金所说，“写诗如拉屎”，或郁达夫自称写诗是“放屁”一样，有感而发，不得不发。有了这种感觉，写出来的诗就有真的质料在里面，而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外部的剪裁雕琢都不会显得过分，而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而强写硬作，那就叫无病呻吟，哪怕写出的东西细节多么逼真，多么符合客观实际，也会透出广告宣传式故做姿态的虚假来。

   

　　至于读者又该如何辨别诗的真伪呢？从上面的议论可知，外部细节不是问题，因为那属于诗的说话方式和特征，关键在于诗的整体内容透露出来的情感、信念、态度等是否真诚。这要求读者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既用人类共有的常识和同情心来衡量，也不妨用窥视癖的好奇心和洞察力来钻研诗作及其创作背景。我想，这不应比吹毛求疵更难，只要用对了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