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
冯季庆
内容提要： 本文从加缪的《局外人》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特殊话语标记入手，研讨作品的叙事特征和意义，指出《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揭示了以互不相容的语义价值和文化价值拼接起来的双重性导致了价值的无差异性。两部作品体现了对语言言说的高度敏感，小说中大量表示折衷立场的词语和语义对应了特定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状况和战后社会语言环境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的堕落。作品不约而同地以反英雄为主角，以无差异性描写和狂欢化为叙述手段，批判的是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
关键词： 特殊话语标记 语义无差异性 狂欢化 意识形态话语
在先，当我们读到萨特关于“处于一切名词都绝对相等的灾难之中，并且仍然不得不说话”（吴岳添 183）的感慨时，我们惊异于论者所言说的社会语言环境和叙述语言环境。而当我们面对加缪的《局外人》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带有上述语义无差异性特征的叙事作品时，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词语的也是心的恐慌。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张口“他妈的”，闭口“混蛋”，脏话简直成了他的特殊话语标记。有研究者就此揭示了60年代中产阶级学生大量脏话下的政治寂静主义品格，指出它是社会批评能量从现实领域移向象征领域后的无害姿态。霍尔顿的口头禅“他妈的”不过是没有所指的纯粹能指。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种高频率出现又很惹眼的连篇脏话已经在小说中形成了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的标记，并且这种无差异性的叙事事实上已经冲击了社会现存的价值体系。而且我们注意到，比《麦田里的守望者》早些年出版的加缪的《局外人》的叙事品格亦为风格独特的语义无差异性。小说中的默尔索稀里糊涂或是无动于衷地接受了社会的也是法律的荒谬审判，他言辞和行为上的零度特征也是在价值危机和语言危机裹挟下的对语言的无意义性的抵抗。
一
这一问题实际关涉的是语言中词语表达和意义内容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依照结构语义学的理论，词语意义是在聚合关系中以对比和对立关系形式而存在，词意或所指的实际内容是由它在潜在的聚合关系中的值和在实在的组合关系中的值共同决定的。这就是说，坚持能指的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根由，是逻辑的必然。但是在加缪和塞林格的作品中，名词、名词性词语都失去了它们固有的意义，什么都不再表示，在被语言危机所动摇的代码里不再起作用。这种无差异性渗透到思维、判断和人物的言行，使作品弥漫在语义不确切性的虚妄之中。《局外人》中的莱蒙问默尔索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他说“怎么都行”，（郭宏安 28）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她结婚，他说“怎么都行”，（郭宏安 36）老板要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问默尔索能否去那儿工作，他说的还是“实际上怎么样都行”。（郭宏安 35）这种“怎么都行”的行为模式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应对生活的法则，“我不在乎”是其相应的措辞。他和女友见面时，觉得自己“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她，可突然间我竟……想跟她结婚了”，（施咸荣 115）在旅馆借宿时，对推销来的妓女，也贸然相见，“甚至都没加思索”，（施咸荣85）因为“我对这个也不十分在乎”。（施咸荣87）叙述者对词语、个人和行为方式同样运用了无差异性的表达。这种叙述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抹去了人与事物之间的质的区别。
默尔索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然而，细究庭审过程、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律师的辩护词，我们发现导致这一荒谬判决的竟然是语义表达的无差异性。重罪法庭内乱哄哄的，让被告联想到群众性的节日，被告席和陪审员两下相对，却让被告得出了坐电车的感觉，觉得像是“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郭宏安 61）首先设定了语境描写的无差异性。默尔索原本是防卫过当，误杀他人，但在检察官的公诉里，论证的都是他如何在母亲的灵前抽烟、打盹、喝咖啡，说不出母亲的寿数，并且在次日就和女友去游泳、看滑稽影片，还在一起过夜。因而“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郭宏安 73）是毫无疑义的“预谋”杀人。检察官把道德的疑点等同于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用可能的叙事虚构了语义的无差异性。而默尔索的律师辩护不利，客观上是输在了“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郭宏安 74）也就是说输在拙嘴笨舌、语焉不详上。这不由得让默尔索总结出：滑稽与罪恶的“区别并不大”。（郭宏安 61）“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郭宏安 70-71）而他的律师还卷起袖子，正色道：“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郭宏安 66）这场语义无差别性的闹剧，搅得一切对立的概念、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都成了可以互换的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而在这种词语价值失去了意义的语义环境下，主体的泯灭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本来，人是单子，是一种本质，一种统一体。任何文化都提供对人的自我的一种说明，它可以描述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形象特点以及依存于该种文化中人的自我设计的积极意义。但在《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两种文化读本中，无差异性的叙述摧毁了自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使得默尔索和霍尔顿作为一个人物变得全无意义。霍尔顿自称“词汇少得可怜”，我们看到他除了脏话丰富，大多数时间是懒得说正经话，觉得那些话假模假式的令他作呕，尽管他心里明白，“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说这类话。”（施咸荣 81）不过对于他这种“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施咸荣 198）的失去自我之人，倒也并未拿活着当事儿。碰到腻烦的事，他顺嘴就说：“他要我的命就让他要好了，我才他妈的不在乎呢”。（施咸荣 161）“他们老是叫你望着你前面那个家伙的后脑勺，我实在受不了。我发誓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他们不如干脆把我送去放在行刑队跟前枪决算了。……不管怎样，我们发明了原子弹这事倒让我挺高兴。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施咸荣 130-131）霍尔顿肯定不是一个生来就怀着厌世情绪的人，即便是他在弃学闲逛的日子里，他也还是寻求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和接触的。但是很不幸，他从先后约见的老师、男女朋友和闯荡的几个娱乐场所中见到的，都是与他所厌恶的潘西中学的语言环境毫无二致的虚构习惯，社会和语言结构都意指虚构的概念同一性和意义，这一事实惹恼了也唤醒了他，使他甘愿与主体和世界相脱离，使词语与意义相脱离，并幻想着找到一个遁世之处，进入失语的状态：“打算到了那儿，就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跟任何人讲任何混帐话了。”（施咸荣 184）如果说，霍尔顿的自我遗失还多少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的话，默尔索的与自我和有意义的词语的分离，可就是社会强势话语的语义无差别性强加于他的了。以检察官为代表的这个享有当然的权威性的机构事实上靠着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维持着虚构的正义，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游刃有余地审判一个“反基督先生”。他说默尔索根本就没有灵魂，他对于人性和道德原则都一窍不通，与一个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为此他推论到：“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郭宏安 71） “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郭宏安 73）中心话语的权威性不容质疑，检察官充分利用了这种压制性的权威力量。“他熟悉用词的分量。”（郭宏安 72）默尔索暗自思忖。而检察官蔑视个体自我的武断结论更具代表性：“证词并不因此（指为默尔索减轻罪责的努力——笔者）而减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郭宏安 66）检察官以预设的证词先就宣告了默尔索的重罪，之后他又用可能的叙事去论证这个虚构的证词，一种有关对立阶层集体性格和精神实质的自由幻想毫无差别地代替了事实的陈述和论证，轻而易举地把默尔索的尊严、灵魂和个人从现存社会剥离了出去。这情形恰如作者加缪对商业社会的一则分析：“当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原则的道德并使之成为它的宗教，在监狱和金融的殿堂上同样写上自由平等的词语时，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滥用词语必受惩罚。今天最受污蔑的价值无疑是自由的价值了”。（吴岳添 178）更为可悲的是，作品中默尔索的辩护律师非但没有为这桩案子寻找出辩护的理由，反而让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愈发不妙。他办案的愚蠢方式把当事人结结实实地挤出了诉讼圈。法庭辩论的时候，他不让被告发言，还以“我是杀了人”这种口吻展开法庭辩论，让默尔索听不出究竟谁是被告，感觉“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郭宏安 71）“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郭宏安 74）岂止是离法庭距离远了，是离真正的自我和生命距离得无限遥远了。正当辩护律师继续他的语义无差异性的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的喇叭声从街上传到法庭，对生活的种种回忆刹时涌入了默尔索的脑际：夏天的气味，他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女友的笑容和裙子。他认识到，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他，但他曾经在那里发现了他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郭宏安 75）或许这就是那个代表官方的强势话语所玩弄的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所达到的真实效果——消灭主体和其生命个体。最终，在法庭这个个人无法抵抗的强大的语义场下，默尔索只觉得昏头昏脑，被压得喘不上气来，极其平静地接受了死刑的判决。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郭宏安 81）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主人公对生命的感悟差不多也是采取了无差异性的态度，只不过默尔索比之霍尔顿显得更加无奈。然而，巨大的荒谬感也就从这种似是而非的无差异性的叙述中产生了。
当你面对这样一出庭审，你不能不被荒谬的感觉所包围。庭长的开庭辞，听着就滑稽，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无须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说，“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有关一宗他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提出的判决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郭宏安 63）接着他就把法庭提问导入了似是而非的歧途。检察官更是这宗荒唐审判的集大成者，他无比欣慰地结束了法庭审理，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以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郭宏安 73-74）代表官方叙述的他，先入为主地站在了被告的对立面，硬是把人性中或许存在的伦理道德上的可能缺陷论证成了确凿的杀人倾向和杀人罪证。在预设的中心话语和虚假证词的围攻下，默尔索明白：“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郭宏安 78）读到这儿，我们想到了加缪在一篇评论中所说过的话：剥夺语言的意义便足以使一切丧失意义、使世界变得荒诞。
二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各个时期对语言问题的关切主要就是对意义问题的关切，而每当人类文化处于危机时，就会产生对语言和意义问题的热情。在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对此现象的回应。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哲学的根本问题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所取代，语言性本质、语言与人对于世界和存在的认识的内在关联得到普遍关注。世界的意义被认为产生于语言言说，认识具有确定的语言性质，而人的主体间性也确信是靠语言维系的。应该说《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这种体现了对语言言说的高度敏感、运用语言性和语义性的效果研讨人类存在和现实世界的意义、描述人与世界之间的尴尬关系的典范文本，两部作品叙述表层上十分触目的特殊话语标记，故事中大量的表示折衷立场的词语和语义表现确是由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决定的。诚如格雷马斯所说：“在叙述的表层，各种叙事形式服从语言表达实质的特定要求”，（Greimas 64）这些特殊的话语标记选择突出了某类特殊的社会角色，以对应特定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状况，这状况就是战后社会语言环境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的堕落。以往标示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内涵的高尚字眼正不可救药地向其对立面滑去，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三、四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之战，当时的论战双方争论了现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些相互无关的语义成分如何被实用地混合在一起，致使诸如权利、正义、自由等重要概念的语义都出现了滑动和自相矛盾的状态。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和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约而同地以反英雄（注定要对恶负责）为主角，以无差异性描写为叙述手段，揭示的就是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这种意思在《局外人》中十分荒谬地借检察官之口表达出来了：“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郭宏安 73）
说到心灵，语言的本原也是在心灵中，只有具有精神性自我的人，才能触及语言的精神实质，并通过语词传达思想表述的欲望。而世界存在着缺陷，它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内心世界，因而对世界的缺陷性体验使得人的内心和自我总是试图超越这个世界，超越不堪忍受的社会结构的压抑，这在默尔索和霍尔顿就是把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压抑而被积存的语言转义为无差异性的表达，这反映在前者就是“怎么都行”，而在后者剩下的可就是“他妈的”和“混帐”了。这也难怪，当社会和语言结构都意指虚构的概念同一性和意义，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都失去了它的语义内容，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除了能收到滑稽的效果（就像《局外人》中的检察官所表演的），还有什么当下意义呢！默尔索早就明白，“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爱情“这种话毫无意义”，语词“说明不了什么”。当词语降成了单纯的物质水平，成为一堆可以随意互换的语音单位，哪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郭宏安 50）于是默尔索这么对预审官说。其实，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把持下，默尔索即便想说或是为自己申辩，怕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向我扑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郭宏安86）这是因为被限定在词语的无差异性的语境和状态中，一切个人早就像他们所代表的词语和文化价值变得可以互换和微不足道了。“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郭宏安 71）于是连辩护律师都堵住了默尔索的嘴巴。在这种情势下，默尔索所能干的恐怕也就是消极抵抗了，运用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从精神上消解虚假权力话语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从这种消极抵抗中体会到了正义的也是确切性的力量。默尔索并未因为处于劣势就降低行为准则，预审官们将要把他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作为起诉的重要根据，辩护律师提醒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他是控制住了天生的感情，他当即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郭宏安 49）基督教人道主义话语的代表——神甫来囚室探望他，使他备感压抑和恼火，但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神甫确信无疑的神情下，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而默尔索自信：“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郭宏安 86）尽管这个黎明始终没有到来，但是作品末端的的这番话，却也言明了默尔索表达的对当下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意义的丧失和词语的非语义化的批判。
默尔索和霍尔顿都是所处社会语言环境中语义无差异性的受害者，也是以特殊的语言方式寻求抗议的抵抗者。霍尔顿的数十上百个“他妈的”、“混帐”也并非完全空洞的语音（我们注意到，霍尔顿和默尔索都号称不说废话），不断重复的脏话是对长期积淀的叛逆情绪的表达，也是对正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有意挑衅。霍尔顿骨子里清楚体现正统价值体系的词语和概念正在走向堕落，这种语言虽然正式、体面、高雅，但在主流社会的摆布下却对意义变得毫无差异了。他知道这个社会到处都弥漫着虚假的同一，人人都用无差异性装饰自己：他所在的潘西中学的广告词就是骗人的鬼话，什么从1888年起，就栽培优秀人才，潘西有的是贼，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才。他早先离开的那家“混帐中学”爱尔敦·希尔斯，也到处都是伪君子，校长就是最“假仁假义的杂种”。高校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名牌院校的学生连着装都没有差异了，人人都是“穿着一套法兰绒衣装，里面是件轻飘飘的塔特萨尔牌内衣。所有这些名牌大学里的杂种外表都一模一样。”（施咸荣 80）而女孩子们的表达也毫无差别：“姑娘们的问题是，她们要是喜欢什么人，不管他是个多下流的杂种，她们总是说他有自卑感；要是她们不喜欢他，那么不管他是个多好的家伙，或者他有多大的自卑感，她们都会说他自高自大。”（施咸荣 126）更滑稽的无差异性的感觉来自电影院。霍尔顿分析到：“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位太太，在整个混帐电影放映时哭个不停。越放到假模假式的地方她越哭得凶。你也许会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心肠软得要命，可我正好坐在她旁边，看出她并不是软心肠。她带着个小孩子，他早已看不下去电影，一定要上厕所去。她不住地叫他规规矩矩坐着。她的心肠软得就跟他妈的狼差不离。那些在电影里看到什么假模假式的玩艺儿会把他们的混帐眼珠儿哭出来的人，他们十有九个在心底里都是卑鄙的杂种。”（施咸荣 129）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霍尔顿也言不由衷地加入了这场游戏。他一开口，只要情绪对头，就能一连胡扯几个小时。他老是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他可一点也不高兴。他对女友表示爱情的话语也是明明白白的撒谎，但说的却也是当时的心里话。他喜欢耶稣什么的，可对《圣经》里其他那些玩艺儿多半不感兴趣，那十二门徒都让他腻烦得要命。总而言之，“人们就是不把真正的东西当东西看待。”（施咸荣 160）这种消解了真假对立的社会语言环境和思维习惯逼得霍尔顿“对一切的一切实在他妈的厌倦透了。”（施咸荣 124）他转而痛恨一切，用语义无差异性的语言回击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而从叙事角度来说，“塑造这种特定类型的角色，只能使用这类特定的语言。” （Lundquist ed.,55）因而，霍尔顿的以脏话为标记的特殊话语和语义无差异性的表达，对戏弄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塑造具有深刻意义。
三
我们看到，《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种无差别性的叙事最终呈现的是巴赫金所描述的那种狂欢化和非狂欢化的混合叙述效果。巴赫金曾把这种叙事作用概括为：狂欢化把绝对不相同和不相容的因素结合到一起，使异类因素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裁。并且“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同时它又……进入人的内心深处，进入人与人关系的深层中去。事实说明，狂欢化对于艺术地认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是惊人地有效。……原来的生活形态、道德基础和信仰……人的两重性，人的思想的两重性，此前一直隐蔽着这时暴露出来了。”（白春仁等 233）我们看到，狂欢化的世界感受的所有范畴基本上都被《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囊括了。《局外人》一开篇就几乎处于所有在场者心灵的闹剧氛围中，“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郭宏安 11）小说以这种亲昵而又不敬的语调开了篇。敬老院里默尔索母亲生前的老伙伴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谈，“真像一群鹦鹉在唧唧喳喳低声乱叫。”（郭宏安 13）而在灵堂里，默尔索看到这些老太太“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突出了。”（郭宏安 15）这中间“有几个老头子嘬腮帮子，发出了……怪响。他们沉浸在冥想中，……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算不了什么。”（郭宏安 16）默尔索本人则在灵堂抽烟、喝咖啡（“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好极了。”），眯了一觉又一觉。叙述者差不多把守灵描写成了群众聚会。总算熬到了开始送葬，又描写灵车“长方形，漆得发亮，像个铅笔盒。”（郭宏安 18）随之在审判过程展现了更多的狂欢体闹剧的场面。在预审室里，默尔索和初次相见的预审官突然而又迅速地成了亲近之人，就像狂欢体叙事文学经常出现的细节一样。“我认为他和蔼可亲……我甚至想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幸亏我及时地想起来我杀过一个人。”（郭宏安 48）这以后竟产生了“和他们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觉。接下来的正式庭审中，一方面，那些决定着非狂欢化的规矩和秩序的法令、限制、等级制继续在现实中实施着权威；另一方面，小说在狂欢化的世界感受下，对价值、思想、现象和事物采取了半现实半游戏的态度。默尔索作为被告一出庭就在心里说，“看一场官司，我觉得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郭宏安 61）“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见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郭宏安 70）“的确，”一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累得慌。”（郭宏安 61）法庭内，人人都在打趣、大笑，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一个记者告诉默尔索，他们夸大了他的案子，因为夏天报纸是淡季。法庭调查时，检察官本末倒置的审理方式和敌对态度更是极尽狂欢化和非狂欢化之精妙。本该代表正统权力的化身在绝对庄严和正义之地大肆上演荒诞闹剧，直闹得默尔索喘不上气来，只盼着他们赶紧结束，好回牢房去睡觉。他那个愚蠢大于智慧的律师也是具有狂欢式二重性的人物，面对如此昏庸的法律制度，他称赞道：“法律制定得很好”。（郭宏安 48）他的辩护策略是即便判决不利，也不能无缘无故随便上诉。默尔索揣摩：“否则，要费的公文状纸就太多了。”（郭宏安 76）“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郭宏安 48）这里小说提供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颇为符合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狂欢化作品的分析：它说明“任何制度和秩序，任何权势和地位（指等级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白春仁等 178）此外，作品叙述的空间和时间的边缘化也都与狂欢式的象征手法相契合。作品叙述的主要地点除了法庭就是灵堂、死囚室这些处于生活边缘的空间，这与那些非狂欢化作品的故事场景通常发生在正常生活范围的庄园、客厅、书房是完全不同的安排。《局外人》还特意用了一节的篇幅描述默尔索在狭小的牢房里消磨时间的感受。作品的时间段也是标示狂欢化特征的，主人公处于死刑前的生命的最后瞬间，属于生命的边缘时间，也是危机的时刻，与非狂欢化的叙事相比，这段危机的片刻只能算作是被从正常生活勾销的时间。默尔索就呆在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而且只能看见天空的死囚室里，思索着被强从生活中勾销后失去了时间概念的日子。
与此相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时间和空间也呈现狂欢化的格调，霍尔顿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小旅馆、夜总会、酒吧、街道这些具有浓厚狂欢化气氛的场所，而他所处的时间则是即将陷入完全的精神分裂前的两夜一天的时间，在他濒临疯狂的有意识的最后时段，这同样属于被从正常生活注销的边缘时间。《麦田里的守望者》写作上的狂欢化基调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从开篇一直保持到结尾的讨论真实与虚伪、高尚与低俗、智慧与愚笨的相对性和无差异性的话题，正是典型的狂欢体叙事关注的话题。狂欢化讲究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而这也是霍尔顿的尺度，他深谙事物的似是而非的双重性质，从而挑战所有的绝对性：“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儿就不理这个碴儿……”（施咸荣 8）他对一切神圣和正统事物都充满质疑和亵渎，几乎否定所有的正常的规则，而且，就像他妹妹所言，他根本是“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施咸荣 157）作品对霍尔顿这种笑傲常规、毁坏现实的感性描写透示的也是狂欢体的常见形态。主人公的违背常规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念诱导他放弃了所有的责任和准则。他不务正业，满街游荡，还不假思索地把妓女招进了屋，尽管他心里清楚：“这违背我的原则”，（施咸荣 85）但就是要作出和公共的准则相抗衡的姿态。与遭遇的人和事件的没有界限的交往（像狂欢化作品中的情节那样，与陌生人随便又亲密的接触），他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游戏人生的作派，他的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语调，还有他念念不忘的要反着戴的那顶红色猎人帽（狂欢式形象有物品反用一说，如反穿衣服等），共同营造了既狂放不羁又滑稽可笑还让读者心怀些许亲切的狂欢式氛围。
从历史上说，正规的与狂欢的两重化生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到中世纪时人们依旧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的充斥着恐惧、教条和虔诚的生活与所有宗教节日中狂欢化的生活。中世纪时的民间狂欢文化渗透到欧洲各国，大量的诙谐文学和讽刺性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狂欢化的形式。至文艺复兴时期，狂欢化几乎涵盖了正宗文学的所有体裁，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创作使狂欢化成为一种文学传统。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把狂欢式体裁又带入了新的高峰。而20世纪加缪和塞林格的这样充满社会象征的作品、特别是默尔索和霍尔顿这种社会文化角色，再次凭藉狂欢化叙事展示了作品所依存的广阔的历史性，暴露了20世纪本身的深刻内在矛盾和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困境，使语义无差异性的叙事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注解『Notes』
①见程巍《霍尔顿与脏话的政治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转引自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吴岳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
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
Greimas, A.J.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Lundquist, James ed., J.D.Salinge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作者简介] 冯季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出版著作：《D.H.劳伦斯传》（1994）、《D.H.劳伦斯评传》（1995）、《文心絮语》（论文集，1995）等；主要论文：《从精神到词汇——20世纪西方小说语义一致性研究》（1999）、《特殊话语标记和语义无差异性——论加缪<局外人>与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意义》（2003）、《 移动的欲望与毁灭——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语义学研究》(2007)、《反现代性的修辞——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情调》（2010）等。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