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文学的基本形态是神话与传说，最初也是口头传诵的文学。直至公元7世纪后半叶，才在中华文明的影响下有了书面文学。

 

    日本的早期文学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也是文史不分。例如最初以文字记述统治阶级“王道历史”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则模仿中国正统史书的体裁记事。《古事记》完成于和铜五年（公元712年），《日本书纪》则完成于奈良时代（公元720年）。二者皆涉及口头传诵文学中的神话与传说。

 

    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日本的古代文学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高涨期。诗歌艺术方面构成古典传统的，是以《万叶集》（公元800年前后）为代表的古代和歌。和歌的产生与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相关，但却开始以汉字作为诗歌的标记。“万叶”和歌本质上仍旧是纯粹日本式的节奏、抒情或韵律。

 

    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下，比《万叶集》更早出现的诗歌艺术其实是日本的汉诗。汉诗同样抒发日本诗人的艺术情感，但在文字标记的形式上却沿用、照搬或模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式、形态或节奏感。最早出现的汉诗集是《怀风藻》（公元751年）。编者不详，作者大多为皇亲国戚。日本古典汉诗是否符合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要求，则又当别论。

 

    叙事文学方面尤值一提的是当时一度兴盛的“日记体文学”（《土佐日记》等）、随笔类作品（《枕草子》等）和平安朝（公元794年——1192年）中期以后的“物语文学”（《源氏物语》等）。

 

    《万叶集》凡20卷，作为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保留了“记·纪”歌谣的诸多影响，传说经数人整理，编纂于奈良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前期（公元800年前后），最终定稿者是大伴家持。“万叶”诗集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诗歌，说法不尽相同。有人统计，长歌为265首，旋头歌62首，短歌4207首，连歌1首，佛足石歌1首。这些类型不同的和歌，虽种种格律尚未定型，却已存在各自不同的形式特征或格律限制。此外，因各类歌体中唯“短歌”最符合日本人自然的审美情感，在日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其他形式则渐次消亡。“万叶”歌集中还包括汉诗4首、汉文22篇。总之《万叶集》是日本古典诗歌之集大成，在日本诗歌史或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和歌是日本最早以汉字标记的古典诗歌。“万叶”和歌标记中对于汉字的改造，在之后的日本文化史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万叶（和歌）集》问世之时，虽早已输入了汉字且用于各类著述，但尚未生成日本的改造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因此，“万叶假名”仅仅借用汉字语音而无关语义的用法，对于日后进一步省略笔画演化而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和歌作为日本富于民族个性的诗歌艺术形式，建构在逐渐舍弃“歌谣”的歌唱性、群体性的基础之上。它的格律，主要体现在音节的限定方面，例如“长歌”的长度不限，句式则以5音、7音句式反复，最后以5音、7音、7音句式结句（即5·7·5·7……5·7·7）。“短歌”则仅有31个音节（为5·7·5·7·7句式）。当然，由这种5音、7音的规定句式，仿佛亦可感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形式的影响。除了音节的形式限定，和歌的格律中增添了“枕词”、“序词”之类的形式约定。

 

    从“万叶”和歌的主题、内容上讲，《万叶集》分有3个大类即杂歌、相闻与挽歌。这些类型的名称，据说也是缘自中国的古典文学——《文选》。“挽歌”涉及人的死亡，为亲朋好友的死别而悲伤；“相闻”（细分为正述心绪、寄物陈思和譬喻歌三类）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但更多是表现夫妇、恋人之间的情思纠葛；“杂歌”所含内容则较为广泛，“挽歌”、“相闻”以外的类型皆纳入其中，如行幸、旅行、公私宴庆等。因此，最具色彩的类型是“杂歌”。

 

    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万叶时代”又被称作“抒情诗时代”。抒情诗的本质不是反映外在现实，而是将外在现实凝聚于诗人心中。而和歌、物语已渐渐脱离乡土化的庶民艺术品质，成为一种贵族的艺术——日本贵族阶级基本形成之后的历史产物。

 

    以下是大伴旅人“赞酒歌”选译，反映了“万叶”和歌的贵族风格特征。

 

    今世寻欢乐，酒足兴津津；来生向往之，虫豸与鸣禽。

 

    舒明天皇的诗作也是“万叶”初期的代表性和歌之一。

 

    暮色小仓山，今宵未闻鹿鸣声，秋夜静入眠。[1]

 

    诗中表达的意境一目了然。山中暮色，秋鹿哀鸣，一派贵族式的感物伤怀。这首和歌的汉译很美，准确传达了原作中的凄寂情致。其实和歌的翻译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无论多么高超的译作，都将损失特定民族诗歌语言形式上的美感。这因为不同国家、民族的诗歌，在音韵、格律乃至文字的视觉印象上，均大相径庭。

 

    又如，下面是《万叶集》女诗人额田王的《思念近江天皇之歌》：

 

    怀恋人难逢，待君一片情；吾门帘幌动，翦翦是秋风。

 

    汉译和歌同样给人留下了美妙的意境和感觉——“风吹帘动”，却是秋风。据说这首和歌也受《文选》15卷“玉台新咏”——“清风帷帘动，晨月照幽房”的影响。而将额田王的原作和歌与前述汉译做一比较，仍可发现汉译中一个“是”字损伤了原作的素淡与动感。日本和歌的5·7句式，其实不仅受到中国5言、7言诗词的影响，也源自日本古代舞蹈的节奏感。

 

    “万叶”和歌的另一特征是诗作中大量增加了叙景诗和四季歌，在“万叶时代”以后的日本文学中，风花雪月成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此般类型在之前的“记·纪歌谣”中则是十分罕见的。据称，这证明日本民族并非一开始就对自然持有友好的态度。《万叶集》的作者有天皇、皇后、官僚和僧侣，也有平民百姓。早期作者中以柿本人麻吕最为出名。代表奈良时代的则有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山部赤人、大伴家持等著名诗人，其中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堪谓名作。另外值得一提的诗人还有舒明天皇、齐明天皇、有间皇子、天智天皇、天武天皇、额田王、大津皇子和大量佚名作者。

 

    山上忆良《贫穷问答歌》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诗作的题材方面——两个穷人之间的有趣对话。诗作的意义超越了柿本人麻吕早期和歌的内容与形式。全诗83句，仅仅使用了一个枕词“虎鸫”（日本古代传说中的怪物）。“枕词”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异名，冠于每句之首。而一首长歌往往使用若干“枕词”。“枕词”的作用在于造成一种听觉性暗喻，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它起源于古代祭式。而山下忆良舍弃“枕词”的原因，乃因这种形式的要素在他眼中，已经成为一种桎梏或陈旧的雅言语式。从文体特征上讲，以前的和歌象咒文一般具有音乐式的连续性，山下忆良的作品特征则是非连续的跳跃性。

 

    早期歌谣与“万叶和歌”之间根本的差异，在于“歌谣”是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它与《万叶集》尤其是后期的“万叶”诗作存在对立的关系；同时“万叶和歌”与早期“歌谣”，不妨说又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许多作品是在“歌谣”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的加工。恰如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所说，“《万叶集》在日本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古典位置，原因正在于某种民族历史上的一次性——由群体歌谣走向个体诗歌。不妨说，《万叶集》是所谓黄金过渡期的产物。”

 

    《万叶集》问世之前，日本的“汉诗集”也别具特色。公元751年问世的《怀风藻》尤具代表性。它的编纂者不详，传说是淡海三船。其中有诗作者64人，收入诗作120篇。主要作者相传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等。

 

    《怀风藻》中“5言”居多，大多模仿中国的六朝古诗。如大津皇子的《临终》：

 

    “金鸟临西舍，鼓声催命短；泉路无宾主，此夕谁家向。”

 

    又如藤原宇合的《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

 

    “往岁东山役，今年西海行；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

 

    中国人看日本汉诗比和歌更有韵味。相对工整而富于美感的四句，将人物的身份与情感十分贴切地勾现出来。但《怀风藻》中此类佳句并不很多，大多诗作仅仅模仿中国的大陆诗风，描写宫廷贵族的风花雪月或风流韵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艺术价值或文学史意义大大低于《万叶集》。因为《万叶集》根植于日本民族的风土与生活，且与日本传统艺术形式“歌谣”具有承继的关系。相反《怀风藻》作为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一种“教养文学”，却是宫廷文化的一种休闲——多为应时之作。

 

    《怀风藻》中20余位作者同时也是《万叶集》的作者，在当时汉诗比和歌更受宠爱。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讲，汉诗汉文在日本大约有半个世纪的兴盛，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汉诗汉文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有空海和尚。作为谴唐使归国之后，他曾独自撰写了汉诗《性灵集》、散文集《三教指归》和绍介大陆诗学的《文镜秘府论》。但不论怎样看，汉诗的文学史意义都不能与“万叶和歌”相提并论。

 

    “万叶和歌”开始摆脱了汉语文字的标记桎梏，使日语、日本诗歌与文学渐渐地自成一体，最终得以自由自在地表达日本人独自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说，“假名文字”的发明对日本民族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公元9世纪中叶的《古今（和歌）集》则体现了和歌形式的长足发展，也是日本原生态诗歌对于汉诗的持续反拨。

 

    《古今集》继承了“万叶后期”的传统，创作中涌动着更多个人化特征，和歌的形式也益趋完善。但是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敕撰和歌集，在成为后世和歌范本的同时，诗歌语言中的“日常性”用语却在大大地减少。《古今集》是所谓离开了生活的“艺术”，据说其原因也在于“万叶时代”的生活是自然和乡村，而“古今时代”面对的却是达官显贵渐次城市化的生活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