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与哈代笔下的人物

 

　　出于哈代之手的信件非常多。理查森称，“书信这种交流方式很好地服务了这位安静、深富同情心、对维多利亚时代有着敏锐观察和深刻洞见的小说家”。

 

　　在哈代的小说和诗歌中，书信是兴奋和悬念的来源，也是悲剧与失望的先兆。这些书信或丢失、或落入不当之人的手中、或在邮递过程中被耽搁，常常为故事中的冲突埋下伏笔，蕴含某种寓意。

 

　　《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在仓促之中将忏悔书塞到安吉尔宿舍门口的地毯下面，但这封信一直未被安吉尔打开过。这样一个情节设置，突出了哈代对维多利亚时期“性的双重标准”的强烈抨击。

 

　　在给罗宾·艾伦（Robin Allen）的信中，哈代再次谈及苔丝，称对这个人物倾注了爱慕之情。多年后，有编辑邀请哈代就在伦敦上演的歌剧《苔丝》发表意见，哈代拒绝了邀请，并称其见过苔丝一面，“有辆四轮马车，她坐在车上，但我没有过去和她说话”，仿佛他早就认识了苔丝，而后又亲历她的审判与行刑。这就是小说虚构的力量。

 

　　与友人谈及《无名的裘德》一书时，哈代在信中称，“当然，苏的命运是环境所造成的——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被迫陷入意料之外的境遇，做着始料未及的事情……我自己都忍不住想原谅她”。

 

　　书信与哈代的私生活

 

　　哈代认为，信件具有启示性。1908年，哈代在谈及其密友、英国出版商亚历山大·麦克米伦的家书时称，“这些信件揭示出他拥有诸多面相。我虽对他了解颇深，但一直没有能在他在世时认清这点”。为此，哈代满怀期待地阅读了麦克米伦的私人信件。正如当年哈代以阅读私人信件之举怀念故友一样，哈代的私人信件也为今人了解其人其事提供了契机。与其他形式的资料相比，书信作为研究文本有其独特优势。

 

　　理查森表示，哈代的不少信件都表现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与暗淡的绝望。1914年，哈代致信当时的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基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探讨哪种音乐可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险恶的影子亵渎、污损了一切”，哈代在1916年的信件中哀叹，“我们现在的感觉是，一切都和战争爆发前截然不同”。

 

　　哈代在其自传中说道，“当得知德国入侵比利时时，没有人比我更震惊了。在反复思索这场战争后，一想到世界未来的历史轨迹，我更是陷入了绝望”。在另一封信中，哈代的第二任妻子弗洛伦斯记录道，战争结束前的一天，当三个兴高采烈的美国年轻士兵经过时，哈代被他们的士气所震撼。

 

　　终其一生，哈代与亲友的书信从未间断。上世纪20年代是哈代利用书信往来较为集中的一段时期，包括与书商、拍卖行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