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是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使，他与哲学大师罗素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与泰戈尔多次会面并亲切地呼其为“老爹”，与哈代之间更是由于对他诗歌和思想的认同而情深意笃。此三人与徐志摩交情最深且影响最甚，这已不是谈论徐志摩的新鲜话题。然而，在所有的外国朋友中，有一位徐志摩最不能忘怀的英伦女作家，她就是曼斯菲尔德

 

　　(Katherine Mansfield，1889—1923，徐志摩译为曼殊斐儿，所引处均保持原译)。曼斯菲尔德出生在新西兰，1908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皇后学院读书，1913与诗人兼评论家麦雷结婚，由于肺部感染于1923年1月去世。尽管徐志摩一生与她仅有二十多分钟的交谈，之后再无书信往来，但曼斯菲尔德对他创作、翻译乃至人生观的影响都异常深刻。在这位东方诗人的心中，她是纯美的化身。如果说林徽因是徐志摩“灵魂的伴侣”，凌叔华是“红颜知己”，那曼斯菲尔德就是他心中的“完美女神”，诗人对后者的爱超越了普通的异性吸引，上升为审美层面上对女性美的观照。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购得台湾版《徐志摩全集》的出版权，算是了却各种徐志摩全集均在大陆出版的夙愿，同时引发了阅读徐志摩作品的新热潮。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全集第五辑收录了翻译小说《曼殊斐儿小说集》，译集最后是译者写的纪念散文《曼殊斐儿》，可视为诗人在听闻这位美丽英伦女作家去世后写下的祭文；第六辑的《新编诗集》中收录了徐志摩创作的诗歌《哀曼殊斐儿》，表达出诗人对女作家化不开的怀想和追思。

 

一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之间的交情不是最深的，但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及其作品的热爱和关注却是最多的。

 

　　1923年1月，曼斯菲尔德在法国英年早逝，徐志摩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随即用纯东方化的意象诗表达了对她的哀悼之情：“我昨夜梦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我昨夜梦登高峰，／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堕落……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竟已朝雾似的永别人间？”(《哀曼殊斐儿》，《努力周报》第44期，1923年3月18日)。随后，徐志摩又写下《曼殊斐儿》(《小说月报》第14卷5号，1923年5月10日)一文，将他们二十几分钟的见面化为对女作家美丽和才情的绵长回忆。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的特别感情。据统计，徐志摩一生只专门撰文介绍过哈代、拜伦、雪菜等少有的几位大作家，从文学成就和艺术个性上讲，曼斯菲尔德不可能与他们相比肩。但事实却是，徐志摩撰文介绍了曼斯菲尔德，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特别的感情。首先，徐志摩专门写诗去追忆的外国作家只有曼斯菲尔德；其次，在散文《曼殊斐儿》一文中，徐志摩不像介绍其他几位著名作家那样，抱着注解译文或介绍文学艺术及思想情感的目的，而是将曼斯菲尔德本人作为一个审美客体，极尽所能地进行刻画，这是徐志摩给曼斯菲尔德的特殊礼遇。

 

　　由于对曼斯菲尔德美丽和才情的沉醉，徐志摩翻译了她的4首诗：《会面》、《深渊》、《在一起睡》和《这样的生活是疲倦的》，后面一首是小说《园会》中的一段唱词，徐志摩将其命名并刊发在1923年12月1日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在《译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中，徐志摩再次表达了对女作家人格、思想和艺术的所谓“晶莹的境界”的倾慕：“她一生所愿望，能追求的是一种晶莹的境界；在人格上，在思想上，在表达的艺术上，她永远凝视着那一个憧憬。”(《译罗殊斐儿诗三首前言》，《长风》半月刊第一期，1930年8月15日)也正是缘于对曼斯菲尔德作品境界的倾慕，1927年4月，徐志摩翻译的《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在上海北新书局初版。该翻译集收入曼斯菲尔德的8个短篇：《园会》、《毒药》、《巴克妈妈的行状》、《一杯茶》、《夜深时》、《幸福》、《一个理想的家庭》和《刮风》。在此之前的1925年，徐志摩与陈源合作翻译出版了《曼殊斐儿小说集》，但为表达对曼斯菲尔德的特别哀悼，他自己又翻译了6篇新作，加上原来的两篇合集出版了《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此外，他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苍蝇》(初载《长风》半月刊1期，1930年9月1日)，由于时间关系，该篇小说没有入集。除以上提及的4首诗歌和9个短篇外，徐志摩还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篇散文《金丝雀》。从徐志摩的整个译作来看，他共翻译了60余首诗，除哈代的21首诗外，就数曼斯菲尔德的4首居多了；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在徐志摩的小说翻译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曼斯菲尔德的散文虽然只被翻译了1篇，但在徐志摩教育、政治革命、文学革命和妇女问题等题材居多的散文译作中，她的《金丝雀》已是难得的美文。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重点介绍的外国作家。

 

　　徐志摩大量翻译曼斯菲尔德作品是因为二人有生死之约。徐志摩在曼斯菲尔德去世前与她相会，许诺“试审她的小说”，这让曼斯菲尔德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几个月后曼斯菲尔德便去世了，徐志摩不得不去兑现他对她的“生死之约”，于是便翻译了她的9篇小说，4首诗及1篇优美散文。当然，单纯的感情不足以构成徐志摩翻译曼斯菲尔德作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原作本身的艺术性，徐志摩认为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太是纯样的艺术，恐怕一般人反而不认识”。曼斯菲尔德在赞同徐志摩对自己作品看法的同时，认为大众化的创作从来都不是我们的事情(“Popularity is never thething for us”)，艺术性与大众化是二律背反的。由于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艺术性较强，所以徐志摩在翻译她的作品时曾说：“曼殊斐儿是不容易会的，有些地方你得用心看看才体会得到她的微妙的匠心。翻译她当然是大胆，我译她纯粹是为爱审她。但她有时真叫你的译手发窘。”(《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载《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7月1日。)

 

　　曼斯菲尔德的作品难译，但徐志摩却知难而进，原因“纯粹是为爱审她”，是因为他对她特殊的感情。

 

二

 

　　通过仅有的二十余分钟的接触，曼斯菲尔德何以会在徐志摩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对她一直念念不忘？就连徐志摩自己也惊讶：“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殊斐儿，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曼殊斐尔》)原因还得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曼斯菲尔德的美丽和才情打动了徐志摩。徐志摩是一个懂得欣赏美的性情中人，而曼斯菲尔德的美丽和才情恰好捕捉了他特殊的审美心理，成为其心目中神圣而纯洁的美丽符号。徐志摩是一个深谙美感的人，美能使他消除尘世中的烦恼而进入快乐的天堂，他曾这样论述过美感：“美感的记忆，是人生最可珍的产业。认识美的本能，是上帝给我们进天堂的一把秘钥……我每次无聊到极点的时候，在层水般严封的心河底里，突然涌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热流，顷刻间消融了厌世的凝晶，消融了烦恼的苦冻：那热流便是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之回忆。”(《曼殊斐尔》)曼斯菲尔德无疑让徐志摩产生了美感，而他们短暂的相聚无疑成了他美感“最纯粹的一俄顷之回忆”。徐志摩认为“她是女性的理想化”，用文学非但不能周全地显示她的人格，连“忠实地表现他当时的单纯感象就够难了”。他用了最优美的词汇和物象来刻画“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秋水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南洋莹彻的星空”。曼斯菲尔德给徐志摩留下了震惊性的印象，他带着全然的审美心态去感受曼斯菲尔德的“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说的美”，她的“清极超俗的美”似其它能触动诗人性情的美的东西一样，诱发出了徐志摩的美感：“我看了曼殊斐儿象印度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所得的总量我只能称之为一整个的美感。”一个如此美丽且有才情的女子肯定会让徐志摩无法忘怀，曼斯菲尔德去世了，他的心情有如黛玉哭花一样难受；自己深爱的美的东西的消损自然会引起内心深处无限的感伤，于是徐志摩写《哀曼殊斐儿》和《曼殊斐儿》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文学和文化上的共同趋好成就了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这段感情。麦雷夫妇非常崇拜几位俄国作家，他们常常抱撼俄国文学没有引起英国人足够的注意，以至于使英国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没有完全摆脱维多利亚时期的气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受俄国影响很深，徐志摩对俄国小说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俄国文学成了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联系纽带，为他们的见面提供了契机。由于曼斯菲尔德“私淑契诃甫(Tchekhov)”，所以在谈话中她问徐志摩中国人是否喜欢契诃夫，喜欢契诃夫的哪几篇文章。徐志摩后来翻译了契诃夫的文章，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受了曼斯菲尔德兴趣爱好的影响。曼斯菲尔德对东方文化的特殊情结造就了徐志摩对她的特殊情感。麦雷略懂东方文化，他曾与徐志摩谈到观音和耶教的圣母，谈到了中国的书画；曼斯菲尔德也曾和徐志摩谈到罗素，谈到罗素对东方的看法，而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诗歌。曼斯菲尔德在与徐志摩的谈话中表现出对中国的景仰，她最爱读魏雷(Arthur Waley)翻译的中国诗歌，认为中国诗歌艺术对西方而言是一个“美妙的发现”(Wonderful revelation)。她对中国诗歌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她对洛威尔(Amy Lowell)翻译的中国诗感到失望，以为中国诗只有中国人才能翻译得好。

 

　　曼斯菲尔德在价值观念上对徐志摩的劝解更能显现出二者的特别关系。徐志摩出生富商家庭，父母希望他出国学习西方的金融管理知识以壮大家业，但他认识到中国社会现实不可能从发展实业上得到改变，于是转而研究政治，力图从制度层面来改变中国。这是徐志摩留学美国的最大转变，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从经济转向政治。他在《海外交游录》中说自己早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了，但1920年他到英国与陈源(即陈西谨)和英国作家威尔斯(H.G.Wells)相处一段时间后，便逐渐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并他从偶像罗素的思想中体认到了人生快乐光明的四个条件：“一是生命的乐趣——天然的幸福；二是友谊的情感；第三是爱美与欣赏艺术的能力；第四是爱纯粹的学问与知识。”从这四点“快乐原则”出发，徐志摩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社会现实关怀转向了生命情感关怀，他的兴趣也由政治转向了“艺术”和“美”——文学。曼斯菲尔德在谈话中问到了徐志摩回国后的打算，“她希望我不进政治，她愤愤地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

 

　　曼斯菲尔德在徐志摩人生观念的转向中不是关键性人物，但她的劝告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徐志摩疏离政治，这是徐志摩在英国的最大转变，也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转变——从政治转向文学，从此他在文学和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诗人和学者。

 

三

 

　　徐志摩对曼苏菲尔美丽的欣赏，对其作品的特殊偏爱，不禁让读者费心去揣摩诗人的内心。

 

　　徐志摩之所以如此礼遇曼斯菲尔德，也许缘于诗人对这位英国女作家的爱慕之情，他把曼斯菲尔德当作了林徽音的替代物，这从徐志摩的文章和经历中都有迹可循。正当徐志摩与林徽因的“康河之恋”逐渐升温之际，林长民却在1921年带着女儿回到了中国。孤独的徐志摩如何思念远方的恋人，其中的愁绪可想而知。此间，徐志摩去拜访了曼斯菲尔德，处于情感虚弱阶段的诗人，见到了打动人心的美女自然会有复杂的心情，产生哪怕是“一俄顷”的非分之想也属自然。而且，我们从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外貌的描绘中，似乎也可以看见林徽因的影子。曼斯菲尔德透露出东方女子的神韵，徐志摩第一眼见到她便觉得长相具有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他曾这样描述她的头发：“她栉发的样式，却是我在欧美从没有见过的。我疑心她是有心仿效中国式，因为她的发不但纯黑，而且直而不卷，整整齐齐的一圈……”当然，如前所述，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的爱慕之心更多的是怀有欣赏之意。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特殊情缘促成了“中国的曼殊斐儿”的诞生。凌叔华出生于官宦世家，被称为"新闺秀"派的代表作家，1924年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短篇小说《酒后》引起文坛的注意，之后在《现代评论》、《晨报副刊》、《新月》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结集为《女人》、《花之寺》、《小哥俩》。鲁迅先生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这样评论道：凌叔华的小说“恰好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朱自清编写的《新文学史纲要》中，把她列为六位代表女作家之一；徐志摩称她为“中国的曼殊斐儿”。凌叔华小说在视角的选择、对人物心里的刻画、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清新流畅的语言等方面都表现出和曼斯菲尔德的诸多相似性。最早把曼斯菲尔德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是徐志摩，他在翻译这位英国女作家期间和凌叔华交往密切。最大的可能是，徐志摩向凌叔华介绍了曼斯菲尔德，同时把新翻译的作品交给她阅读，使后者喜欢上了曼斯菲尔德其人其作，并仿造其风格进行创作。

 

　　1925年4月，徐志摩在法国漫游期间，曾专门去祭扫了曼斯菲尔德的墓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方诗人对一个英国女作家特殊的慕拜之情，可以看到一个外国女性在一个中国诗人心中激起的层层涟漪，以及对他人生观、创作观及翻译观的影响。徐志摩和曼斯菲尔德，这对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异性知音，二人同时过早的夭亡冥冥中也显示出他们的特殊情缘。

 

　　　　　　　　　　　　　　　　　  作者：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  熊辉

　　　　　　　　　　　　　　        来源：新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