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集思广益、向学求真的目的，创新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批评：文学史体现的资本语境与诗性资源”于1月24日上午10：00至12：30间，在我所召开“资本语境中的知识、权力和观念”小型学术座谈会，邀请了八位院内不同学科的学界友人，就“资本语境里的知识、权力和观念”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讨论。
项目组负责人叶隽研究员在会议的开场白中提出，不论一个人所接受教育的层次、时间，或是知识结构，资本都会以其隐形的、强大的力量对他进行或多或少的影响或改变。但不管怎样，还是应当追求学术和知识自身超越国家、民族的独立特质所在，追求背后的真。叶隽在这里也简单阐述了自己近来提出的“东方现代性”概念，他认为，19世纪以后世界所处的语境，基本上是一个西方现代性全球化的语境，资本语境是囊括整体的，而包括亚非拉美在内的“东方”，原是有一套自身发展的逻辑的，但是却被西方现代性打断了。这点与李约瑟的论题有点相近，即“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只不过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已。
社会学所何蓉副研究员认为，在这个被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时代，而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具有文化吸纳能力的民族，我们应当有一种文化自觉，体现出自身的逻辑和生命力，而对于这种文化自觉，知识分子一群体需要有更多的担当。对于项目组将文学史作为文本进行分析，探究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境遇问题，她表示，这种研究方法也可视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她本人在从事19世纪末早期德国社会学的研究时，就深感那时的民风民情和我们当今的情形十分相像，都是一个在思想上可能非常混乱，但又极富生命力的时期。此外，她也建议项目组的研究可以将技术和资本关系的纬度考虑进去。
欧洲所赵晨副研究员提出，在亚非拉美自身发展逻辑被西方工业革命打破的过程中，虽然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但也有西方两种观念的作用：一种是线性发展的观念，即不断的向前推进、升级的线性历史观念，他以电影《走出非洲》为例，对比了资本逻辑和非洲的原生态逻辑，提出由于前者的逻辑太过强大，后者的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在前者工业化的到来之时很快就会被瓦解。另一种观念则是简单化。在这一点上，在推进工业化方面更前进一步的美国比欧洲更为明显，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简单化为几个有限的步骤。作为消费者的人越来越不需要思考，人性的一面也不断的被减弱。而与简单化相关的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的结果，就是人越来越只能理解狭窄领域的东西，对其他领域的东西一无所知，从而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对体制和机制的依赖性也就愈发增长，被奴役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对此，财经战略研究院张斌副研究员借用黑格尔的观点，质疑了叶隽有关东方现代性的提法，认为非西方国家未必天生的有一套自己的、被打断的发展逻辑，强调东方民族在经历了狩猎到农耕之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没有西方的打断，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未必能够生长起来。此外，他还认为，作为一种动物的种群，人类进步、前进的标志是自身能力的提升，而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以应对外在的变化。在他看来，只有西方化，即科学、技术才能够让人类进步，提高生存的可能性，甚至使种群得以扩张，所以技术对人类发展而言是必要的道路，也没必要总是将资本视为冲击原有美好生活的洪水猛兽，原来的生活未必美好。他承认人应当寻找一种在个性体验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但这就并非是经济学研究者所擅长的了。
叶隽研究员认为，张斌的思路正好与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张力。但他也强调，当自己在说东方具有一种自己的内在逻辑时，实际上是涉及到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一整套体系的。在他看来，我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展，而是在最高层面的观念（如“易”的观念）中，就是一种保持长期不发展的观念，不认为发展是好的东西。而且，人也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所以矛盾就在这里，一方面人要面对外在的强力，另一方面作为万物之灵长，又总是会有精神上的需求，这两者的平衡点何在，的确是个问题。
同为经济学研究者的金融所全先银副研究员则表示，技术进步及对简单化地不断追求，不过是生产过程中分工的结果。而当人只能停留在自己理解的层面上，而对另外环节无法通晓、不能控制整个过程时，就会产生恐惧。他认为，资本的投入和再生产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的过程。由此去理解，资本和知识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发生关联的场域何在？与以往的场域有何不同？它对知识人本来应当有的特质造成了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全先银指出，知识不仅仅是人文知识，而是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三类知识。其中，自然科学学者尤其不厌恶资本，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产出更依附于资本投入的前提条件，大量投入资金通常都能带来相应的成果，但人文科学就未必如此。此外，虽然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也已成为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资本也因此对学者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就一定对学者形成了控制，其实起作用的往往是资本拥有者的力量。所以当下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用资本的形式组织学术市场，使其保障思想的独立性，而不是如何限制资本。
全先银有关资本和科研产出的讨论使考古所许宏研究员联想到了我院正在进行的创新工程。在他看来，考古所之所以能够第一批进入创新工程，正是因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考古学最可能靠大量的资金投入，购置更好的设备，扩大考察范围，使数据更加精准，从而获得成正比的相应研究成果。
来自哲学所的崔唯航博士则更多的围绕现代性批判的问题，选择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这两大根本性支柱，对现代性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资本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不断的增值、推进。而现代形而上学，亦即现代的科学、知识实际上与资本是一种共谋关系。从经验层面上看，追求剩余价值，不能只靠工人无限的加班，更多的还是要依赖科技进步的推动；从学理层面上讲，现代科学技术的特征是量化、控制、操控，而操纵性也正是现代科学与资本实现共谋的地方，而这种共谋也构筑了现代生活的面貌。他同时提出，现代科技的特点之一，就是制造一个原则，应用到任何内容上，现在的自然技术，甚至人文科学领域可以说都存在这种逻辑，即不考虑对象特点，而是让对象适应原则。然而这种西方的知性、经验科学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关于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科学技术的问题，在他看来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古今中外这么多文明，只有在西方才产生出现代科学技术，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来讲，实际上只是个偶发个案，然而现在却是将个案当成普遍，以为没有产生是个别现象。
近代史所的左玉河研究员则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性，分析了中国因这种独特性，不能产生近代科技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他指出，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改变中国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但始终还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的社会生活出现种种矛盾，也与此有很大关系。在谈到知识、学科和资本的关系时，左玉河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已全部被打散，借用、移植了西方的学科分工理念所形成的种种学科，虽然使我们得以与西方学者交流，但却与中国传统学科难以对话。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就是专业化，随之就产生了学科壁垒，不但学科之间难以交流，学科内部也越来越难以对话，呈现出一种因研究过细而带来的碎片化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开拓视野，注意交叉学科和新学科，力求用新的问题意识，打出一片新天地。此外，他也提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兴起后，资本通过出版社、基金会、报刊媒体逐渐掌控了人文科学，随时进行干预。资金投入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出一流专家和成果，但除了充足的资金，还要营造足以培养一流专家和学术的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
文学所户晓辉研究员表示，跨学科、多学科固然好，但毕竟隔行如隔山，甚至同学科的交流都可能存在障碍，一不小心，就可能说外行话。学科的分化是现实，作为学者既然不可能做到通吃，还是应当首先明白各自学科基本讨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寻找共通的话题，而不是过分专注于个案，使学术交流愈发无法实现。同时他也表示，不应过分强调资本的作用，资本就像双刃剑，还是取决于用的人，因而在他看来，在器物层面的研究尽管必要，但关键还是还需要围绕人，尤其是人的自由的因素去研究。据此，他强调，真正的学术不应当是在常识或伪问题上运作的，但提出一个真问题却又是谈何容易。所以知识分子应当培养自己的辨伪能力，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伪问题的流俗解释当中，学术本身的选题就算不能对社会有实质性的改良，但起码要对思想认识和自我启蒙起到一定澄清的作用。
在会议的简单总结中，叶隽研究员表示，现在知识界、学术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难以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当中进行具有独立性的原创。他相信，知识人本身是可以有力量产生原创性思想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己、改变社会。因此，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氛围，还是十分重要的。此次会议虽然并未事先准备发言，但仍然“刺激”了一些新的学术议题的出现，比如对东方现代性概念的质疑，如何打破仅仅在中国框架下思考问题的文化自觉技术和生产方式转变，知识和资本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都有待进一步去讨论。为此，他真诚地希望能够将这种就共同话题的讨论保持下去，在小范围、多学科、重变通、求共识的原则下进行长期的共同讨论，达到思想碰撞、方法更新、观念创生的目标。
作者：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