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6日，我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批评：文学史体现的资本语境与诗性资源”创新项目组在我所召开了“资本语境、中德关系与文化侨易”小型学术对话会，顺访学者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麦劲生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立新教授就上述主题与我所学者进行了学术探讨。

 

　　项目负责人叶隽研究员主持了这次对话会。他首先向各位与会学者介绍了这次对话会的初衷和主旨。叶隽研究员提出，这次邀请几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围绕同一话题进行讨论，是想在学科互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守正求创，在小范围、多学科、重变通、求共识的原则下进行长期的共同讨论和相关研究，以求达到思想碰撞、方法更新、观念创生的目标。这次探讨的主题是“资本语境、中德关系与文化侨易”及其可能的学术发展空间模式，希望能够聚焦中德关系、理解资本语境，同时兼具文史视域，展现侨易思维，凸显器物、制度、文化的不同层级的要素互动，以及经济、政治、外交、知识、权力和思想的交错关系，进而联通逻各斯-秘索思的思维路径，将诸如货币、媒介、城市、乡村、教育、科学、舆论空间、市民社会等话题都纳入视野，并在文化层面考索其来源，追问西方现　　　　　代性的核心精神结构及其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乃至提出东方现代性的重要命题。

 

　　叶隽研究员认为，在全球化、现代性、大国兴替的整体宏观格局下，东西方交流乃是一种具有基点意义的常态平衡格局。如果我们能站在这种宏观层面考察问题，则会清楚地看到，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若干大国的兴起，其实与由一般意义交流史而衍生而出的文化与知识的“互动史”密切相关。这其中不仅有着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环环相扣、密切关联的一面，也有着对异文化主要国别的知识资源资鉴背景，后者有时甚至“举足轻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德关系的意义可以彰显。作为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德关系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进一步考察，则可以认识到，中德文化交流是东西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互动，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故此，对这样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的“中德互动”深入探讨，无疑可以把握东西文明中具有主导性意义的双向文化交流。侨易观念关注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之间的关联性，尤其主张以变与不变的观念来考察事物的发展现象与规律，这同样给我们思考提供了一重有趣的思维路径。

 

　　孙立新教授分析了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在中德文化的相互作用上，存在着不对称的情况。关于德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很多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但关于中国文化对德国的影响，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但相比之下数量很少。他以卫理贤翻译《易经》、荣格论因果关系、马克斯·韦伯谈新教伦理为例，分析了二元论和学术话语的局限性，以及如何阐发东西方文化中共通的元素。叶隽研究员接着孙教授的话题解释了文化交流中的“出超”和“入超”问题，并提出在西方话语明显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主调下，非西方文化原有的走向现代化的方式只好让步，但现在如何才能把那种“未完成的”道路挖掘出来？麦劲生教授提出，西方人在研究中国时有三大范式，即现代与传统、挑战与回应、帝国主义，能否再推出新的范式？我们如何才能推出一些原创性的概念？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洪捷教授认为首先要有这种意识，要有所准备，德国学术就是在18世纪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才在19世纪脱颖而出。孙立新教授认为要在了解、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麦劲生教授指出，还要注重教育体制的改革，要使学子保持心灵的活跃。

 

　　陈洪捷教授谈到了德国大学和人文学兴起的关联，分析了德国大学中学科的形成历史和借鉴意义，进而探讨了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困境和发展路径。他认为文化与知识的相互影响有着复杂的路径，像中、美、德、日之间，就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同时，还要注意一种隐在的影响，即海外留学的学者在回国后发现中国古典文化中有能与西方抗衡的内容，进而谈古，但这种谈古实际上是中西交流的结果，往往是带着西方的眼光。陈教授还比较了蔡元培留德前后的话语。麦劲生教授谈到了傅斯年、新文化派和学衡派等近代学人，认为近代留德学生受到各种限制，科技的分量较大，文化气味较淡，对社会的实际影响相对难以估量。叶隽研究员认为，对与思想观念的影响力要有区分，有些思想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有些思想可能当时并不为大众接受，主要还是应该考量思想本身的创造力。

 

　　与会学者还就文化资源、侨易观念、教育体制、话语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话会结束后，麦劲生教授等与会的高校学者详细询问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批评：文学史体现的资本语境与诗性资源”项目的进展状况，探讨了今后继续进行研讨或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作者：王涛、董琳璐、乔修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