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8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项目组在外文所召开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方法研讨、研究进展及在研篇章交流会。

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党委书记党圣元、所内学者黄梅、陈中梅、叶隽、高兴、周颖、穆宏燕、唐卉、刘雪岚、党素萍、刘晖、王涛，中华女子学院龚龑博士，黄梅教授的博士后傅燕晖博士，本所多位在读研究生，本所项目组成员钟志清、涂卫群、孙婷婷等人出席会议。项目组外聘专家湖南师范大学肖明翰教授、北京大学魏丽明教授、本所项目组成员万海松因故请假。

陈众议所长在题为《新形式下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发言中指出，目前学界出现一种学术转型，也即反思、清理和批判20世纪的学术理念。无论是牛津的文学理论导引，还是毕业于剑桥的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都对此提出过方向性的建议。牛津引导便提出要回到作家，回到传统批评的作家论和对作家意图的探询。伊格尔顿在反思学术的问题时，对文学批评忽视道德伦理，缺乏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终极思考等提出批评。最终文学研究仍有必要回归作家、作品、读者的三位一体。在这一国际学术背景下，我们同样有必要重新回归经典，重新树立我们的标准，提出我们对经典的界定、评判，在破中立，因此我们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

我院长城学者黄梅教授介绍了她主持的《奥斯丁学术史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该项目实际上由三大部分构成：奥斯丁小说作品研究、奥斯丁学术史研究和经典译文集。黄梅教授首先介绍了她正在进行的奥斯丁小说研究，认为小说家在作品中所处理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及关于婚姻、金钱、生存困境等的讨论，与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有某种呼应，因此她的作品仍有相当的现实感。随后黄梅教授提出了她对解构主义等20世纪文学理论的看法。她认为，我们从事学术史和批评史的研究，不能简单否定那些理论，要尽可能读懂它们并解释清楚，理清它们对于作品研究的贡献。最后，黄梅教授介绍了奥斯丁经典译文集的编选进展。为了赶在2017年奥斯丁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出版译文集、学术史和小说研究，她和自己的学生龚龑博士、傅燕晖博士已确定译文集的所有论文篇目，并分到译者手中，明年收齐译稿并完成部分校对。计划尽可能早些将定稿交予出版社，以便由出版社联系版权事宜。

中华女子学院的龚龑博士，承担了奥斯丁学术史研究第一编学术史梳理部分和第二编研究之研究部分的一些篇章，介绍了他正在从事的研究：《1990-2013年间奥斯丁历史语境化研究》，这是关于奥斯丁历史化研究的第二部分，作为第一部分《奥斯丁研究中的历史语境批评：1980年代》的续篇。关于奥斯丁的研究，龚龑收集了约250种专著，在1990-2013年间便有60多本著作问世。他指出，在英美文学批评领域，一段时间以来，历史主义倾向得到了强劲的复兴。人们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当下的历史主义批评，不抛弃形式、不排斥文本、不忽略作品的审美性。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回归，超越了对作品表面的阅读。文本与历史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为人文学术研究展示了一个广阔的视野，走出了传统形式主义的象牙之塔。他从形式主义、理论化和历史化三方面介绍了1990-2003期间的奥斯丁历史语境化研究，在每一类别下分别介绍和评论了几部著作。关于形式主义：加德的《简•奥斯丁的小说：清晰的艺术》（1992）、米勒的《简•奥斯丁，或风格的秘密》（2003）、安东尼•曼德尔的《简•奥斯丁和通俗小说》（2007）；关于历史化与理论化：爱德华•内尔的《简•奥斯丁的政治观念》（1999）、威廉 H.盖尔普林的《历史的奥斯丁》（2005）、克拉拉•特威特的《浪漫主义的奥斯丁：性别政治与文学规训》；关于历史化：“<爱玛>中的市民社会”，《奥斯丁和摄政时代的文学表征》（2002）和《奥斯丁和启蒙运动》（2004）等。

钟志清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她的《希伯来圣经学术史研究》上下两编的写作提纲，第一编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圣经》的研究历史以及当代各种文学批评对《圣经》的阐释，第二编以“经典与现代”为切入点，从几个方面讨论《圣经》与当代以色列、与中国的关联等问题。随后她介绍了正在进行的研究《《女权主义<圣经>学研究初探》。历来的《圣经》阐释与研究往往由男性主持，伴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些女性学者开始从事《圣经》研究，与通常的男性学者不同，她们更关注诸如《圣经》中的男权主义，女性地位低下及其从属地位等问题。在1980年代，女性主义圣经研究在女性、性别、两性关系与圣经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与拓展。1990年代，女性主义圣经研究融进了历史、社会和宗教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少族女性从事圣经研究的阵容得以进一步扩大。钟志清研究员还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辨析犹太学者与基督教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特别是犹太女性主义的特殊性。

涂卫群的发言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学术史研究方法再探：研究体例、研究对象和立足本土》，第二部分《瞬间永恒——〈追寻〉时间研究中缺失的一页》。在第一部分中，她谈论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关于学术史写作体例、研究对象和立足本土三方面的问题和其解决，第二部分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对于第一个问题，她参考并结合陈众议所长和叶隽研究员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和《歌德学术史研究》，采用上下两编的体例，但在第一编客观梳理部分加入了个人的评价，第二编研究之研究部分在展开一个前面涉及的重要主题时，参照作品从一个特选的角度贯通前人的研究，给出自己对这一主题的总体评价；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她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实际上涉及涂卫群对外国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的个人理解。她指出，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无疑应该是前人的比较有价值和有影响的对经典作品的研究成果。但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研究对象（也即经典作品）比较特殊，是一些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并不十分熟悉的外国经典作家作品，因此她认为至少应根据作品的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作家作品在我国的接受状况来确定经典作品本身在我们的研究中的位置。她以普鲁斯特学术史研究为例，普鲁斯特的作品第一卷的出版到去年才满一百年，对他的认真研究，基本上始于上世纪50年代，也不过才60来年的时间；可以说，对他的作品的研究，留有大量的余地和空白。而且，我国读者和研究者对他的作品的了解和研究其实很少。正是基于这一点，她在第二编的某些章节中，以《追寻》为参照，充分展开她本人对某些重要主题的研究。她的这一选择同样参考了陈众议所长和叶隽研究员在他们各自的学术史研究中关于本土问题的思考，他们所谓的“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以及“中国学术的国际对话空间”问题。涂卫群认为，他们两人强调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对经典作家学术史研究可能的贡献。她指出，这一点应根据经典作家作品的特点和我们本人的特长来做出选择。她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认为他们两人都十分重视作学问要以学者个人的性情、特长为本，而且要有自己的宗旨。如黄宗羲言：“讲学而无宗旨……是无头绪之乱丝也”，钱穆在他的章实斋论中，引用章的话：“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大抵学问文章，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为此涂卫群希望在她的学术史研究中，借助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与一些重要的普学家的对话中，展现中国传统诗学、美学中的一些重要观念，以及她个人对中国诗画传统的感悟。她以这些想法作为她的这部学术史研究的支撑与核心。随后她以正在写的第二编中的一章《瞬间永恒——〈追寻〉时间研究中缺失的一页》为例，展示了她的具体做法。

接着，本次会议特邀评议专家，叶隽研究员谈论了他对学术史研究的看法。他首先充分肯定学术史研究在接续传统、拓展学术视野、确立学术的宏观框架等方面的意义。随后他从学术史研究方法论、材料的选择和跨学科视域三方面展开了他对学术史研究的思考。就学术史方法论而言，叶隽研究员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应该是学者、学术文本、学术世界，而非作家、作品，而学术史的思路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在学术传统的脉络中把握历史，确立坐标，有所依循，逐次渐进。他也强调了在学术史研究中引入思想史维度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不可能脱离思想而存在，思想是人类生存的灵魂，更是学术研究的灯塔，没有思想的那杯酒垫底，恐怕难免陷入到或徒劳无功或技术操作的陷阱中去。就材料的选择而言，叶隽研究员认为，研究者应有史家的眼光与判断，把握住研究对象的核心脉络，那些最基本的、具有范式意义的东西，选取各个时代学术代表人物以探讨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式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权背景下和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发展。最后，就跨学科视域而言，主要指在学术史研究中主动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借助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资源以勾连更开阔和更深入的学科对话。

随后，参会人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自由讨论。就写作体例而言，陈众议所长再次强调，学术史梳理部分应以时间为线索、以客观为原则，尽管研究对象的选择本身已包含主观判断；研究之研究部分则主要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就如何平衡前后两编，避免重复的问题，龚龑提出了他的解决，也即对于将在第二编中充分展开的问题或主题，在第一编中尽量避免过多谈论。针对是否有必要在学术史研究中引入个人对经典作品的研究，陈众议所长指出，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作家作品的具体情况，以及如何切入来定。

由于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大家决定在下一次学术史会议上，在介绍、交流各自研究进展的同时，继续探讨所遇到的新问题，继续请相关专家现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