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西学》的书名本身就颇值得玩味。“另一种”？既然在提另一种，那就设定了已经有“一种”西学的存在。事实上，“另一种西学”就是针对学界中过于宽泛、笼统的“西学东渐”中的“西学”而言的。作者认为，因为各国的文化资源不同，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应当把“西学”按照国别而分门别类。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德国这一对中国而言极其特殊的文化资源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与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文化资源对中国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来说，德国是一个榜样。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并在欧洲迅速崛起的历史过程足以令中国人羡慕，而其在军事技术、政治力量、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均被认为可以为极度危急之中的中国指明一条道路。德国的重要资源首先为中国的政治人物所用，如书中指出的李鸿章、斌椿等人，但是他们却仅仅停留在对德国军事技术的学习方面。而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黄遵宪、郑观应等人则主张从文化方面学习德国，应该输入德国优秀的教育制度、政治体制等等。正如作者所说，“与19世纪后期主要停留于对德国军事胜利与政治强盛的羡慕不同，进入20世纪后，中国知识阶层对德国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6－7页）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德国文学、教育、学术、思想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和专门。具体表现为：没有关于德国文学对中国影响的专门著作；某些德国大家与中国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专门讨论中国作家与德国文学、文化渊源关系的研究太少；深入研究德国教育制度的个案太少，对德国大学思想的区分度不够；对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与德国历史学术的渊源揭示得不够；纯粹就思想论思想的中德思想关系论著不多；中国人物由于与德国资源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文化影响注意得不够。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对英美、日本、苏联的影响研究日趋火热相比，惟有德国未在中国留学史上形成特别热点。但是，留德学人作为近代以来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在各个领域均贡献出非凡人才，本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故本书所研究的德国文化资源对中国的影响不能不说是独特的，是“另一种”的。

　　德国文化传播主体相对于其他被中国学习的国家来说也有很大的特殊性，也是“另一种”的表现之一。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输入一样，其传播主体早期都是外国传教士，后期都是留学生，但不同的是，在这两个传播主体之中插入了留日学人。因为日本推崇德国文化，并且因此在军事、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所以一部分中国人为了学习日本成功输入德国资源的经验而留学日本，因此，留日学人也应该算作对德国文化传播的主体。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也具有一定开创性，可以说是“另一种”。作者指出，以往对中国留德学人的叙述和研究主要停留于史实的梳理上面，极少有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即使有，也仅仅强调他们作为革命家、美学家、诗人的影响，很少将他们作为具有留德背景的学人来研究。因此，本书以此作为突破口，对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和冯至四人做个案分析，将他们置于整个中德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研究，重点探讨他们作为具有留德经验的学人对于中国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影响。对于这一写作特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小见大、以人带史、以问题出思想。”在进行这些个案研究时，作者逐一分析了四位留德学人的留德原因、留德生活经历，将他们的学术、思想成就与当时德国的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深入追寻和挖掘德国资源对于他们的影响。虽然本书的大部分论题相当部分落实在留德学人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上，基本上属于影响研究，但是并没有停留在就个案论个案，并不局限于写成四位留德学人的学术评传。书中始终贯穿着作者的“问题意识”，即“中国现代留德学人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的”。这也就引出了本书作为“另一种西学”的第三种意义，或许也是更为深层的意义。

　　“另一种西学”虽然在讲“西学”，但是，其落脚点却在于如何将这一种的西学移植、吸收和应用于“中土”。书中所着墨的四位留德学人，虽然都在进行着学习西方、学习德国的实践，受着德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作者却更加重视他们受到德国文化资源的影响后，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位留德学人的作用和影响就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史，而似乎更有些接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冲击、转化和协调史。而体与用则又常常是互为他者，角色是不断变化着的。

　　四位留德学人的留德原因之一均有到德国吸收对中国有益的学问、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在他们归国以后，虽然选择了不同的谋生手段、学术方向，如马君武的致用大学理念、宗白华的文化建国思想、陈铨的民族文化观和冯至的学院写作，但是，他们的努力方向却是一致的，即他们对时代的回应，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留德学人是如何将德国文化这一“他者”的观念、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融入、整合进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为自己所用、为中国所用的。例如，陈铨在德国留学期间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后，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和“狂飙运动”的影响，表现为以他为领导的战国策派在文学上主张“民族文学”，要构建中国的狂飙运动。事实上，陈铨甚至将德国的“英雄崇拜”简单嫁接于中国现实，盲目推崇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反对“民治”。这里姑且不论陈铨这种想法、做法与影响的错与对、好与坏，单就其目的而言，还是在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他所作的是这样一种尝试，即将他所认为的德国资源中有益于中国文化的方面拿来“为我所用”。

　　不仅仅书中的四位留德学人是以“如何为我所用”为目的和追求，作者似乎也跨越时空具有同样的担负，并且反映在书中最后一节“文化寻路路安在”这个问题上。在对留德学人的文化建设路程做了一番回顾和总结之后，作者向读者，我想也是向他自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虽然留德学人作为个体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彰显了重要意义，但就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而言，真的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道路了吗？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追问：文化寻路路安在？前贤含辛茹苦，乃至呕心沥血，所发掘的宝贵资源，对于今日仍然‘在路上’的中国现代文化而言，文人学者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和总结的，有哪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呢？”作者不仅指出留德学人在历史上单兵作战的弊端，以公民身份关注政治的缺点，以及对坚守中国本位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清醒的认识，更对我们这代人，包括他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挑战，因为“现代留德学人曾经大展身手的时代已经逝去，我们这代人文化创造的使命无可逃避”。作为新一代留德学人，作者似乎在暗示自己对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任务和使命的继承和延续。事实上，作者的宏大文化抱负及其拳拳之心在书中最后一句话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我们该为这个时代与民族，贡献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