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日本该了而未了的文学题材
日本战后五十年文学的主流是揭露、批判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及其严重后果。各种流派的作家，采取不同的创作手法，以各种形式，从各个不同角度，细腻地描绘自己在战时和战后的亲身经历；或通过艺术想象，塑造深受法西斯主义毒害的艺术典型；或写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及对不义战争的消极反抗；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派的揭露法西斯军队残暴面目的作品，或者刻画军人出征前的以及战场上的心态，反映他们恐惧、厌战、或者麻木不仁、自暴自弃情绪；还有的描写屠杀无辜群众的法西斯军人的忏悔，等等，不胜枚举。成就蜚然功不可没。但由于日本文学的特性和存在川端康成一类作家及战后特殊的历史，构成日本战争文学的特殊内容和鲜明特色，也有很大局限性、倾向性。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是个该了而未了的文学题材。
第一，文学脱离政治和重视自己真实体验及真实心境是日本文学的两大传统。现代他们又深受所谓私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认为唯有写真实的作品才有价值，而轻视《战争与和平》那样以虚构手法写成的作品。传统的文学观在战后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仍有巨大影响。
所以像战后派代表作家大冈升平的战争小说，也偏重于个人体验，描写偶然的事件，如《俘虏记》。作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侵略菲律宾的日本军队被美国军队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的特定时期为背景，描写主人翁见到一个孤立的美国兵而没有开枪的故事。本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战争末期日本侵略军普通士兵完全丧失了斗志。而实际上，他的这段情节，也可以理解为赞扬普通士兵的善良心灵，因为这个士兵“不想用别人的鲜血来污秽自己一生中最后的时刻。”他看到这个敌人十分年
轻，便把自己假设为父亲辈而没有开枪，但接着又否定了这个理由。即由于敌人立即朝枪声方向走去，使他来不及开枪。而在另外的小说中，他则说“我不想朝敌人开枪，因为我听到了神的声音”。(《莱特岛的雨》)
如此描写，使《俘虏记》在日本评论家中，也引起不同反响，有的说“对未完成的行为，其原因总是在否定的形式中含糊过去的”，指出其含糊的特点；有的则明确肯定这个士兵“深信与死亡对阵的理性，决不想在死的瞬间来临之前失去明哲的理智”。那么说来，这当然是个理性的赞歌了。
我们并不怀疑大冈升平确实有这样的体验，从而是如实写了出来，以日本的文学观念看，这就是有价值的作品。然而从整个战争的历史真实看，这样写是很不够的，我们不但找不到法西斯军队的滔天罪行，反而觉得日本侵略军的士兵很有理智非常善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确实是不得人心的，许多日本兵是被逼走上战场的，并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消极的反抗，包括不向敌人开抢。但这只是个特殊、偶然又相当个别的情况。
帝国主义军队作为战争机器，就是残酷的杀人工具，尤其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法西斯军队，空前残暴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在塞班岛战役中，守岛的43000 日军，就使进攻的67000美军伤亡了16000人。长达三个月的冲绳岛决战中，守岛的十余万日军，使参战的452000美军伤亡七万多人，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中将中冷枪阵亡。这一切都是严酷的有据可查的历史真实，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而过份依靠自己的真实体验，所以尽管大冈升平主观上想批判军国主义，结果却总使人觉得有些美化自己。武田泰淳的《审判》主要采取艺术虚构方法，就更多更深地触动了侵略军普通士兵作为杀人工具的本质。
《审判》反映一个年轻的士兵二郎的忏悔心情。他曾经二次杀人，一次是奉命被迫杀了两个中国农民，另一次则是主动杀了一对老夫妇。战后，他的内心深处受到痛苦的折磨，感到无脸和漂亮的情人铃子结婚，也无脸返回日本，决定留在他犯罪的地方，看着被他亲手杀死的老人的同胞生活下去。他以为这样便可以有效地时刻唤醒那“动辄就会淡漠的自我意识”。这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文学创作，在八年抗战期间，我国军民共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极大多数就像那一对无辜的老夫妇和另外两个农民。
第二，无论是重视真实体验，还是采用虚构手法，并非是主要的本质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就是说，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对于遭到蹂躏的民族是否真有同情心是最重要的。以这个观点看，在《审判》里，对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心理描写，也不是无可挑剔的。《审判》开头写道：“我想说一说战后在上海的一个不幸青年的事。我觉得这青年的不幸也是我们共同的不幸。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这青年的暗淡命运不光是别人的事。”很明显地反映这个故事的叙述者，最同情的是那个杀人的青年，而不是被杀的中国人，同情了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换言之，战后初期的日本作家，还没有真正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朝鲜、菲律宾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尚不能同情真正的受害者。他们真正做到同情受害者，一需要时间，二需要理性的冷静的思考，根据大量的事实，来揭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惨绝
人寰的滔天罪行。例如大冈升平直到六十年代末写完《莱特战记》后，才认识以前只从被动位置描写，把战场上的事实看成偶然的，实际上是由美日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引起的。(《三田文学》，1969年3月)
第三，由于美国占领军没有真正追究日本三军统师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未能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欺骗群众的精神支柱忠君爱国思想。加之，他们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害怕群众真正站立起来，很快就迫害起最坚决最彻底最无私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革命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则不顾中国和苏联等国政府多次强烈抗议大量释放战犯，加于重用，并恢复、扩充日本陆海军及军需工业，使整个日本又成了侵略朝鲜的基地。美国侵略朝鲜战争一开始就动用过三批日本陆海军。据被我军俘虏，充当李承晚军队第一师侦察兵的日本人安井龙文揭露，前后三批共有三千多日本兵伪装成韩国军人参战，上级不许他们讲日本语，不许暴露真实身份。美军由反法西斯力量而变成新的侵略势力，对于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当然不会再有兴趣。这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打的错误的战争，美国的巨大损失，除了每天的伤亡甚至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据可查外，都无法计算。
在政治上，美国成了遭到世界人民反对的侵略势力的总代表；在经济上，由于美国的输血，使经济动物日本迅速恢复元气，“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发现发展军火工业生产是振兴经济的一条途径……最重要的外汇来源是依靠被称为特需的美国军队的支出来获得的。”1952年，日美签订“安全保障条约”，翌年，日本修改“反垄断法”，恢复卡特尔垄断组织，到1970年，日本的竞争力就超过美国。 (中村隆英等)美国以自己的乳汁唷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证明战争使资本家发财。
这样的历史背景，对于日本战后五十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作家又不得不接受反对美国占领和侵略的新使命。反对美国占领和扩充军事基地，揭露驻日美军暴行以及讽剌、批判崇美亲美和恐美思想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如霜多正次的《冲绳岛》等三部曲，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以及大江健三郎的《人羊》等等。反美、反战是日本战后文学的显著特色，大冈升平走上创作道路与战后形势密切相关。他在《俘虏记》后记里说，他就是想借俘虏营的事实讽剌占领下的社会。他通过《武蒇野夫人》中的旧军人之口指出报纸又在宣传叫人去打仗，对操纵现代战争的少数几个绅士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他不能理解那些想再次上当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菲律宾的山里体验他的遭遇。从而批评了新的战争，提醒人们别上当。
由于经济发展，出现新的社会矛盾，许多作家又开始关注新的社会热点，如公害、学潮、日本与外国的贸易磨擦、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出现的危机意识等等。
第四，把自己描写成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唯一受害者。这类作品数量多，内容广泛，既有平民百姓和军人从中国、朝鲜、东南亚和南洋群岛撤退时的故事，也有发生在西佰利亚等地的俘虏营里的故事及在废墟上的生活。尤其是写原子弹受害者的作品多如恒河沙数，从四十年代原民喜的《夏天的花》和大田洋子的《尸街》到七、八十年代林京子的《祭场》，都写了自己的亲身体验。还有一些小说是作家通过调查原子弹受害者写成的，如井上靖的《城堡》、井伏鳟二的《黑雨》和佐多稻子的《树影》等等，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两颗原子弹确实使日本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广岛的343000人口中就有78150人丧生，51408人受伤或失踪，长崎的270000人口中有23753人死亡，43020人受伤。因此，我们认为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对于日本人民的特别是原子弹受害者的痛苦历来深表同情。由于美国变成新的战争势力，对其进行控诉、批判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美国使用原子弹及战后的种种表现，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略战争，是不能相互代替的两本帐。对美国的批评，是代替不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的。同样的道理，对原子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同情也是不能代替对受尽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同情的。人们最近才能得知有二十万朝鲜姑娘被迫充当随军妓女的史实，恐怕与日本的这种作法有关。
大多数日本反战小说还不能从本质上揭示侵略战争的根源，往往夸大文官与武官、或者陆军与海军、财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情、美化文官、外交官，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军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家还把侵略写成“圣战”；有些人竟然竭力阻挠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森村诚一揭露731 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罪行，还受到围攻和打击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