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我们十分简略地梳理了斯拉夫文论在“文学性” 理论研究上三位大学者的基本要点。

 

　　雅可布森将“文学性”确立为“文学科学”的对象，既提醒人们注意不能将“文学性”与“文学”混为一谈，更提出文学研究的基本命题。

 

　　穆卡若夫斯基观察到“审美功能”并非艺术专利，“文学性”也并非文学作品所独有。他考察“审美规范”在艺术文本结构与功能中的运作机制。语言学、符号学与美学的多重维度，艺术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多重视界，使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性” 研究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空间。

 

　　英加顿探究“意向性投射”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性” 的生成，由此具体落实到文学艺术文本的结构与层次，具体落实到文学艺术作品的建构过程。

 

　　通观雅可布森、穆卡若夫斯基与英加顿在“文学性”理论上的探索轨迹，不难发现这三位斯拉夫文论家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

 

　　如果说，“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若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的理论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的生成机制。

 

　　比较这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上的不同视界，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也是可以凭借不同的入思路径去展开的。“文学性”理论建构上的不同的视界与不同的路径生动地表明：“文学性”理论的探索很有空间，可以在“文学性”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只要文学尚且存在，“文学性”的理论探讨就不会终结。文学总是在发展在变化。今日之文学，当然有别于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的文学。与时俱变的文学，正呼唤着我们对其“文学性”特征加以与时俱变的审视与反思，而不是对之加以弃却，用所谓的“文化性”取而代之。

 

　　通观雅可布森、穆卡若夫斯基与英加顿在“文学性”理论上的探索轨迹，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这三位斯拉夫文论家都是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 换言之，为什么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的路径？进一步说，“文学性”的语用究竟只是一种学术界定，抑或更多地还是一种学理诉求----现代文论发育进程中，文学研究科学化/学科化所内在固有的一种学理诉求，文学理论这门现代人文学科之生存之发展本身固有的一种学理诉求？

 

　　这一追问，不仅因为“文学性”之界定乃是一个“世纪难题”，而具有文学研究学术史的意义，而且还因为对“文学性”生成机制的探讨，恰恰是现代文论的基本使命而有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唯有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文学研究才能在拓展疆域的同时又恪守本身的志业，在面对种种挑战之时善于固本强基，而不至于在无边扩张中消解自己。诚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关于文学性，我们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定义。……界定的难度反而激发人们思考文学的性质，……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①]

 

　　看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悖论，一个需要我们以乌托邦的精神加以对待、以西西弗斯的气魄加以对待的悖论：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正视“文学性”难以界定这一学界不争的事实，一如正视“文学”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清醒地意识到：对“文学性”何以生成这一问题的永恒追问，对“文学性”生成机制的执着探讨，乃是文学研究素有的志业，乃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天职。“文学性”难以界定，这并没有为弃却“文学性”理论提供任何理据，更没有为用“文化性”来取代“文学性”提供任何理由。“文学性理论过时论”，一如“文学理论终结论”甚或“文学消亡论”一样，虽可以耸人听闻一时，但终归不足为信。只要文学不会终结，人类关于“文学性”的理论思索就不会中止；而只要人类关于“文学性”的理论思索不会消失，学界关于“文学性理论”之反思就不会过时，也不会成为多余无益之举。历史告诉我们，理论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中推进的。“不论是后现代、后结构，或是文化研究理论，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到底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怎么办，难道就不谈文学了吗？美国学界不少名人（包括兰特里夏在内）又开始转向了-----转回到作品的‘文学性’，而反对所有这些‘政治化’或‘政治正确化’的新潮流。”[②]美国比较文学学会2003年的年度报告也提倡“文学性”，将之作为比较文学的主要特征：比较文学不仅要“比较地”研究国族文学，更要“文学地”阅读自己研究的对象。这样的文学性阅读要求对研究的对象作仔细的文本考察，并具有“元理论”（meta-theoretical）的意识。[③]即便是被尊为“文化批评大师”的爱德华·赛义德后来也认为回到文学文本，回到艺术，才是理论发展的征途。[④]人们也不会忘却，在所谓文学学的“文化学转向”大潮中捍卫文学本体研究的“保守派”，即便在大尚“解构”的美国文论界其实也一直是不乏其人，甚至有颇有权威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至少有勒内·威勒克（《对文学的非难及其他论文》，1982）；在20世纪90年代，至少也有哈罗德 ·布罗姆（《西方典范》，1994）。

 

　　诚然，关于“文学性”的理论思索，也是可以在不同的视界中展开。有“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理论，也有“反本质主义的”的“文学性”理论。前者坚持现象学还原论，倾心于“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的那些特殊性质，追问究竟是什么把那些被当作文学的文本从其他交往形式中区别开来，或者说，究竟是是什么把它们的身份变成了语言艺术作品，而认定文学不等于政治、哲学或伦理的图解，也不等同于社会、历史或心理的文献，而是具有独特审美性质与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品。质言之，持这种“本质主义”视界的学者认定“文学性”是客观地存在于文本自身的特性。从本文所梳理的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上的探索轨迹来看，可以谓之为“特征论者”的雅可布森的“文学性”理论，开创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性”理论。这种类型的“文学性”理论在20世纪前半叶占据主导性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降，“功能主义的”文学观大行其道，纯文学的同质性观念颇受质疑；后结构主义的“修辞学”将哲学文本、法律文本、历史文本一一文学化，文学生产在扩张，在“增容”，在变异。文学的边界在开放中在拓展中愈发模糊起来；在注重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的文学理论中，“文学性”被看成是一种社会产物或精神期待-----它们构造了文本理解的背景----它是结构、风格、语义上的，但根本不是文本的内在本质，也不是文本的客观特征。在注重“修辞性阅读”注重“语用学效果”注重“意识形态能量”的文学理论中，文学性的决定因素乃是一个特定的言语行为的语境，乃是能指的不断滑动不断“延异”的机制，乃是文本所生成于其中的社会特定的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质言之，持这种“反本质主义”视界的学者认为“文学性””更多地是一种由文本生成的环境、文本接受的语境所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惯例或机制，是某种外在的、被赋予文本的价值。也就是说，“文学性”并非文学文本的专利，而弥散于其他文本之中[⑤]。从本文所梳理的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上的探索轨迹来看，在可以谓之为“功能论者”的穆卡诺夫斯基的“文学性”理论中，似可窥见这种入思之路的端倪。

 

　　“文学性”是一种文本之“内在的”特性，抑或只是一种文化之“外在的”惯例，追根究底，取决于在文学观上是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这一立场分野。在这对立的两者之间，有没有第三条入思路径？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去超越这种或沉潜于内在特质，或放眼于外在建构而各执一极的偏执，而“兼容”文学文本的语言艺术特性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而“兼顾”其“语言艺术结构”上的自律与“社会文化功能”上的他律，而“统合”其文学性生成机制上的“内在的结构性”与“外在的建构性”，进而去对它们加以“系统性”的考量？从本文所梳理的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上的探索轨迹来看，可以谓之为“合成论者”的英加顿的“文学性”理论，已在这一路经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尽管他出道于现象学之门，而认可文学作品中的那些本质性的结构，他也已然开始倾力探讨文学性的“建构”。

 

　　不难看出，在“文学性”理论探索历程中，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建树颇丰。他们在这一探索的入思路径上，尤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毋庸讳言，本文所论及的三位斯拉夫文论家的“文学性”理论，毕竟是“本质主义”文学观占据主流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因而其局限也是需要加以清理的。但是，在文学理论大为扩界甚至已然漂进“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汪洋大海的当下，来检阅一下斯拉夫文论家的“文学性”理论轨迹，来反思一些其中的“学理谱系”，这对于拓展“文学性”的理论空间，将不无裨益。毕竟“文学性”理论是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命运与文学理论学问前景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应当加以深化，而不应漠视甚至予以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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