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性”之界定可谓“文学学”的一个“世纪难题”。“文学性”何以生成？质言之，对“文学性”生成机制的探讨，恰恰是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使命；毕竟“文学性”理论是关乎文学理论学科命运与文学理论学问前景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应当加以深化，而不应漠视甚至予以颠覆的。反思“文学性”理论的行程，当有助于文学研究在拓展疆域的同时又恪守其本位“志业”，当有助于文学理论面对大举扩界甚至已然漂进“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这一境遇而善于固本强基，而不至于在无边扩张中消解自己。而对“文学性”理论的“学理谱系”作一番梳理，对这一理论的源头----现代斯拉夫文论家的“文学性”理论运思轨迹作一番检阅，这于我们对“文学性”理论的反思与深化，将不无裨益。 罗曼·英加顿、扬·穆卡若夫斯基和罗曼·雅可布森这三位学者的名字，可谓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学说发育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如果说，“特征论者”雅可布森以“形式化”视界提出“文学性”命题，“功能论者”穆卡诺夫斯基以“语义化”视界拓展“文学性”空间，“合成论者”英加顿则是以“意向化”视界进入“文学性”生成机制。这三位斯拉夫文论家在“文学性”理论探索上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在言说“文学性”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很少关心什么是文学性，而更多地专注于“文学性”何以生成；他们在使用“文学性”这一概念时，实际上很少是在对文学是什么加以界说，而更多地是在言说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路径。他们的探索表明：“文学性”理论的建构是可以不断深化的，也是可以凭借不同的入思路径去展开的。“文学性”理论不单是一种理论界定-----力图对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加以回答的一种理论界定，更多地还是一种学理诉求----现代文学理论发育进程中，文学研究科学化/学科化的行程所内在固有的一种学理诉求。

 

[关键词] 现代斯拉夫文论、 “文学性”、 “形式化”、 “语义化” 、“意向化”

 

　　在“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于所谓“全球化”浪潮中已成为文学研究新时尚的这些年里，当代文论几乎终止了对“文学性”的追问。

然而，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却难以弃却“文学性”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

 

　　一方面，如今的“文学”似乎消融在多介质多媒体的“文本”之中，弥散于其意义在无限“延异”其所指无法断定的“话语”之中，文学研究在其“文化转向”中开疆拓土，飘浮扩张，文学的“独特性”已然变得不可思议，难以界定。

 

　　另一方面，“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特征，关乎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宗旨与使命，关乎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界”与“志业”，依然是“文学理论”这门现代人文学科应当面对的基础问题，是如今依然在“文学理论”园地耕耘者不可悬置的首要问题。

 

　　试问，艺术研究可以只侈谈“艺术文化”而回避艺术性的探讨？美学研究能只可侈谈“审美文化”而抛开审美性的追寻？

 

　　诚然，“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特征，一直是众多诗学或文论著作在执着地探讨的话题。但“文学性”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进入现代文学学的学术平台，应当说，还是刚刚过去的那个百年里才有的，而堪称追求“科学化”的现代文学理论发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文学性”作为20世纪外国文论的一个关键词，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场，更是近二十年里才有的事，是对域外新说大开放大吸纳的新时期所面对的新命题。

 

　　然而，国人对这一域外学说的“拿来”方式，或者说，这个舶来品的旅行路径却是耐人寻味的。从钱佼汝的《“文学性”和“陌生化”》[1]、方珊的《雅可布逊的语言学诗学观》[2]、到史忠义的《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3]、周小仪的《文学性》[4]，都指出“文学性”这一命题出之于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出之于罗曼·雅可布森，但所征引的话均不是雅氏的原文。由英文或法文对雅可布森在《俄罗斯最新诗歌》一书中那一段话的转译，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文学性”的内涵在不同的版本中便有了不同的解读。

 

　　钱佼汝先生将“文学性”看成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他是从耶鲁大学教授维克多·埃利希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一书中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方珊先生在评述雅可布逊的学术业绩时写道，雅氏主张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方珊是从英国学者安纳·杰弗逊和戴维·罗比等人合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一书中转引出雅各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史忠义先生在概述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性”的五种定义时，将第一种称为形式主义的定义，他是从雅可布森的论文集《诗学问题》法文版转引出雅可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所品的特性。”

　　周小仪先生认为“文学性”在雅柯布森那里是意指文学的本质特征，他是从艾亨包姆的《形式化方法的理论》这篇文章的英译本转引出雅各布森的那一段话的：“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雅氏关于“文学性”的同一段话，在其由俄文---英文----中文的“理论旅行”中，或在其由俄文---法文----中文的“理论旅行”中，至少有了上述四个不同版本。这几种译文的意思看上去大体相近，但仔细推敲，不同的表述乃带有转引者对“文学性”不同的解读。或者说，正是转译中用语的差异，孕生了对“文学性”在不同界面不同所指的不同表述。对此感兴趣者，不妨将这些版本加以对比，以辨析个中不同的旨趣。这也是“理论的旅行”或“外国文论中国化”这一类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题目。本文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探流”----对“文学性”理论接受过程加以清理，而在于“溯源”---- 对“文学性”理论生成的原点、初衷、语境、路径加以追溯。

 

　　“文学性”这一概念究竟在言说什么？

 

　　它是在探讨“文学”的区别性特征，在描述那种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志，是用于“何谓文学”的界定？还是在探讨“文学研究”这门学问的区别性特征，在描述那种区分“文学科学”这门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标志，是用于对“文学学何为”的追问？

 

　　如果说，“文学性”这一概念用于“是否是文学”的鉴定，因而属于文学本体之认识论范畴，那么，“文学性”这一命题用于“文学学”这一门学问的建构，就是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轴心参数，就是文学研究守护本位这一学理上的自觉诉求，因而更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导引。

 

　　诚然，“文学性”这一概念/命题在不同界面上不同的“语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纠缠的。缺少对“文学性”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的充分了解，缺少对“文学性”这一命题孕育于其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进程的充分了解，是难以清理“文学性”的多重涵纳的，是难以厘定“文学性”对于整个现代文论发育的独特价值的。

 

　　“文学性”是罗曼·雅可布森首先提出，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个核心理论，更是为整个现代斯拉夫文论所钟情的一个轴心理念。

事实上，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苏联，执著于“文学性”求索的，不仅有雅可布森及其“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也不仅有以复数形式涌现的各种形式主义流派。在那年代，不论是重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流脉”文论，还是重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流脉”文论，抑或是穿行于“解析流脉”与“解译流脉”之间的“解读流脉”，[5]  对“文学性”命题的探讨都是颇有贡献的。

 

　　至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第一个黄金时段，潜心于“文学性”理论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捷克，还有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文论”，在波兰，还有罗曼·英加顿的“现象学文论”。

罗曼·英加顿、扬·穆卡若夫斯基和罗曼·雅可布森这三位学者的名字，可以说，是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学说发育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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