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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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以文化为“文”,西方古代以文化为“诗”
中国古代不仅以天地人和万物之形态为“文”,还以文化为“文”。前者是一种美感形态,后者则承载或蕴涵着重大的社会功能。张少康举《论语》和《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若干记载为例。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及“天之将丧斯文也”(《论语》)中的“文”,都是指西周的文化。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指的是文化修养。《论语》中说孔子的弟子中“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乃指对西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左传》中引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这种对语言的修饰是指能体现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语言。[1]据聂振斌先生考察,在《易》和《易传》中,“文”和“文明”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概念。《彖传》在解释《同人》卦辞时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在解释《大有》卦辞时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在解释《贲》卦辞时说:“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享。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几个句子里,“文明”既是文化的意思,而“文”与“化”联系在一个句子里,“文”也是文化的意思。从仰观俯察的角度说,“文”是一种感性形态;从实施、教育的角度说,“文”即文化的意思。[2]聂振斌还举周朝单襄公的一段话为论据。单襄公把人的道德品质、智慧才能和社会的教育、政治管理等都称为“文”,当然是人文。《国语·周语下》记载他的话说:“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文”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文”是经天地,治社会,提高人的道德和智慧的最重要的工具。[3]正因为如此,才有文与武、文与质相对比的说法。《国语·楚语上》云:“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这里的“文”与汉代刘向所说的“文化”是一个意思。刘向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而孔子则把文与质相对,“文”也是“文化”的意思。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是指“文化修养”,而“质”则是指人的自然资质。
西方古代则是以文化为诗。笔者以为,西方人以文化为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诗和诗人与古代非常普遍的神学活动关系密切,而神学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古希腊人以为,诗原是神界的珍品,阿波罗和缪斯是神界的诗人和歌手,诗是缪斯姑娘们饮用的“蜜”、“甘露”和“泉水”。诗既是神所钟爱的娱乐,又是神比人优越的象征。诗是灵感的产物,而灵感是神授与的。黑西俄得认为,诗是神赐给人类的一份“神圣的礼物”,[4]并当众声称是缪斯把唱诗的灵感送进他的心田并教会他唱诵动听的诗歌。[5]这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直至中世纪,西方人仍然相信神授灵感。连柏拉图这样的智者和圣人,也在《伊昂篇》里否认诗人有独立思考和周密构思的能力;诗人只有在受到神的感召时才会产生澎湃的诗情,“神摄走了诗人的理智,使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诗人是神的“宠儿”和使者。在古希腊传说中,人间最早的诗人是神的儿子。古希腊的早期诗人是原始神学的阐释者。俄耳斐乌斯、慕赛俄斯(Mousaios)和利诺斯(Linos)等既是诗人,又是神学“权威”。亚历山大的克勒门斯(Klemens)称俄耳斐乌斯为“祭司和诗人”,珀耳夫里俄斯(Porphurios)等学者尊荷马为“神学家”。亚里士多德有时亦把黑西俄得等编写神话故事的诗人称作“神学家”。荷马和黑西俄德基本上确定了神的系统和家谱。诗是神的产物。神学活动这种文化现象被诗化,诗人以神学活动为业,诗本质上是神学的。二.诗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唱诗是日常生活的必要行为。公元前五至四世纪,诗已经成了千家万户所熟悉的艺术。在雅典,悲剧很普及。政府鼓励公民观剧,对于囊中羞涩者,还常常给予必要的资助。古希腊人相信,神的生活需要诗的点缀,人的生活更需要诗来充实。诗可以博得神的欢心,[6]也可以给凡人带来欢乐。[7]据《伊利亚特》记叙,神界铁匠赫法伊斯托斯在阿基琉斯的盾上铸了大地和星星之后,没有忘记铸上人们欢乐的劳动场面:青年男女们在葡萄园里穿梭往返,一位年轻人正和着琴声唱诗助兴。[8]三.诗和诗人与公民教育的关系非常密切。公元前五世纪,荷马已是希腊民族的老师。[9]诗是小学生的“必修课”,他们通过读诗学习做人的美德。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承认,诗人不仅为公众提供娱乐,而且还是民众的先生。[10]公元前五世纪,黑西俄得也被尊为“民众的教师”。[11]黑西俄得认为,诗人应该用诗伸张正义,针砭时弊。诗人有责任用诗敦促人民为建立一个公正、稳定的生活秩序而努力。黑西俄得的《农作和日子》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严肃的说教,又有恳切的规劝;既有关于农作的经验之谈,又有对航海、历法等方面的知识的介绍。萨福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女诗人,还是以她为核心的妇女团体的召集人和“教师”。四.许多古希腊人把诗尊为哲学。斯特拉堡把荷马史诗当作哲学论著(philosophema),[12]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oertios)认为黑西俄得与巴门尼德(Parmenide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和塞诺法奈斯一样,是一位早期的诗人哲学家。[13]锡德尼在《诗辩》中说,“俄耳甫斯(Orpheus,即俄耳斐乌斯)、莱纳斯(Linus)”等人,“由于其曾经首先用笔传下知识,确是有理由要求被称为他们的学术之父的。”“希腊哲学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敢不在诗人的面貌下出现。所以泰勒斯(Thales)、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都用诗句来歌唱他们的自然哲学,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甫西里第斯(Phocylides)也这样处理他们的伦理箴言;提尔太乌斯(Tyrtaeus)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梭伦(Solon)在政策方面亦然;说得更恰当一点,由于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会发挥他们那怡悦性情的特长来开发从前举世无所知晓的最高学术的各个方面。… …就是柏拉图本人,… …虽然他作品的内容和力量是哲学的,它们的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14]这里也包含着以学术为诗的倾向,所以后世许多西方人也喜欢把自己得意的学术著作誉为诗。锡德尼接着说:“就是口中只道事实,额上写着真实性的史官们也乐于向诗人来赊借形式甚至力量。所以希罗多德(Herodotus)用九个文化之神的名字来称其历史。”“起初,如果不先行取得诗的伟大护照,确是哲学家和历史家都不能够进入群众审定之门;这种情况,在学术不发达的国家里,今天还是显然可见的。… …如果在什么时候学术会到他们中间来,它就必然要依靠诗所带来的甜蜜的怡悦来使他们的顽钝的头脑柔和起来,敏锐起来。”[15]锡德尼认为诗曾经有过三种,最古老最优美的是摹仿上帝的诗,如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雅歌》、《传道书》、《箴言》,摩西和德蒲拉的《颂歌》、《约伯记》以及其他“圣经”诗篇。第二种即属于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诗,如提尔太乌斯、甫西里第斯和加图(Cato,即小加图,以道德著名的罗马政治家和道德家)的哲学诗篇和道德诗篇,卢克莱修和维吉尔的《农事诗》等自然方面的诗篇,梅尼里斯(Manilius)和彭塔弩斯(Pontanus)的天文诗篇,留庚(Lucan)的历史诗篇等。“这一切,谁不爱好,毛病就在于谁的见识不对头,而不在于这种妙美地传出知识的美妙食粮。”[16]第三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诗,亦即狭义的诗。以上引述说明,西方人确实曾经以学术为诗,这种倾向今天依然存在。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问题之一是,《诗经》涉猎的生活面也非常广,在中国古代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又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诗经》没有产生以文化为诗的基本倾向呢?问题之二是,“文”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呢?
[1]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第12页。
[2] . 聂振斌:《文论:古今歧义,审美贯通》,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第11期,第6页。
[6] .《伊利亚特》,1.474,603-604;《荷马史颂》3.188ff.;《神谱》40-51。
[7] .《奥德赛》8.44-45,17.518-519。
[8] .《伊利亚特》18.561ff.;490ff.。
[9] .柏拉图:《国家篇》,10,606E,595C。
[10] .参阅《蛙》686-687,1009-1010,1054-1055;《阿卡耳那伊人》500,644-645,654-658。
[14] . 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第227、228页。
[16] .同上,第232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史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