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文与诗

　　“文”与“诗”分别是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中使用最广泛的两个概念。了解它们的渊源和差异对于理解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十分重要。[1]

　　1.    中国古代以天文地文人文之“形态”为文：从“形态”到审美形态

　　

　　西方古代以“制作”（“编织”、“合成”）“行为”为诗：从“行为”到审美行为

　　

　　中国最早的“文”的概念之本义，大约就是后来《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也就是由线条交叉错综而形成的一种形状或形式。金文中的“文”字有的像人身，上有花纹，因此，张少康先生以为，文字的产生很可能与原始人的纹身有关。他还以为，这种“文”的含义也可能与原始时代陶器上的编织文有关。[2]这种符号是代表某种事物或表示某种意义的，所以《说文解字序》又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这即是说，模仿事物之形态而产生的形象就是文。《易传·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聂振斌先生解释说，这是就八卦中爻（线条）的位置而言的，而不是指实际存在物相杂。爻有刚柔，位有阴阳，刚爻和柔爻杂居阴阳之位，从而形成复杂交错的状态，此即文。故《易传·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地之象。”[3]《易传·系辞下》还有“观鸟兽之文”的说法。色彩的交错亦可引申为“文”，《乐记》中有“五色成文”的观念。《周礼·考工记》中说：“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张少康解释说，其实，这里的“章”、“黼”、“黻”、“绣”也都是广义的“文”。[4]总之，天、地、人以及自然万物都有“文”的存在，“文”是天地人和自然万物的表现形态。刘勰的《文心雕龙》继承了“文”的古义。《原道》篇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垒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又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所谓“道之文”即天地之文，天地之文就是人们直观到的大自然的感性形态。当然“道”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即宇宙本原和宇宙及其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里的本原亦可理解为“形成之途径”，其实也是规律的意思。但是，宇宙形成之途径和运动变化之规律又“具象”为天文地文和人文等“形态”，因此，“道之文”的说法还是成立的；文的本义指“形态”与“道”的深层含义并不矛盾，可以把后者囊括在内。

　　

　　不仅大自然有“文”，社会事物亦有“文”。政治礼仪、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均可称“文”。人的服饰、语言、行为、动作，亦皆可为“文”。所谓：“服，心之文也。”（《国语·鲁语》）“言，身之文也。”（《国语·晋语》）“动作有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社会之文亦即人文，源自于人，而人文的根源乃天地之文。《原道》篇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圣人造文是为了明道，为了美化和表现天地之心：“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聂振斌先生以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魏晋之前的古人眼里，天地之文即自然形式还不是审美对象，而是认识对象。他的论据是《易传·系辞下》的这段话：“昔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笔者则以为，中国古代人以天地为文、以大自然为文的整个过程中，起初可能主要以之为认识对象，但也不自觉地、潜意识地以之为审美对象。他们从“日月垒璧”中看到的是“丽天之象”，从“山川绮焕”中看到的是“地理之形”，从“动植”“万品”中，领悟着“万物之情”。当然，“人文”即人造的形式更是一种美感形式。《释名·释言语》说：“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词以成词谊。”也就是说，文是由线条、色彩、声音、文字、舞蹈动作等构成的美感形态。《乐记·乐论篇》云：“曲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司马光在《答孔仲文司户书》一文中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这里，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人基本上是以形态为文，提到动作和声音之处，也都侧重于它们的形态或与它们相伴随的形态。这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基本点。“文”是一个关于形态的概念，既包括对天地人以及自然万物形态的领悟，也包括对它们的审美。而对天地人以及自然万物形态的领悟和审美中，还包含着把天地以及自然万物之运动变化、把人的行为也形态化的倾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态势。这与西方诗学的基本概念“诗”是很不同的。

 

　　在希腊语中，poiesis的原意为“制作”，亦指“诗的制作”或“诗”，而“诗”的意思是指“对poietike的实施”（参考柏拉图《会饮篇》205B和197A）。Poietike即“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 teknne，派生自动词poiein（“制作”）。因此，诗人是poietes，即“制作者”，一首诗是poiema，即“制成品”。古希腊人似乎还没有把做诗看作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制作过程或生产过程。陈中梅先生解释说：“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二者都凭靠自己的技艺，生产或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6]诗的其他几个名称也表明或间接表明做诗是一件需要技艺的工作。Rhapsoidia含有“编织”之意，而rhapsoidos是指“叙事诗的编制者”。Mousike表示“音乐和诗”，指音乐和诗的制作，还有“这是缪斯的艺术（技艺）”之意。Epopoiia意即“史诗的制作”。Melopoiia即“歌的制作”或“唱段的合成”。荷马喜欢用terpein一词表示歌唱，意为“使高兴”、“使愉悦”，也都是动词，表示行为。在《伊利亚特》第9卷里，当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进入阿基琉斯的军营时，看到这位联军的头号英雄正在高歌klea andron，借以宽慰愤懑不平的心境。[7]诗可以使注定要死亡的凡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永生。[8]诗人是有一技之长的实干家，做诗和唱诗需要特殊的本领和技巧。荷马把诗人归入demiourgoi之列，也就是说，与先知、医生和木匠一样，诗人是用自己的本领为民众工作的人。[9]黑西俄得曾把做诗比作编织（rhapsantes aoiden）。阿尔卡伊俄斯（Alkaios）和品达也把做诗比作组合或“词的合成”（thesis）。[10]巴库里得斯和品达不仅把诗人比作编织者和组合者，还把他们喻为工匠、建筑师和雕塑家。[11]在《蛙》里，诗人是懂行和务实的制作者。[12]16世纪的英国诗人兼批评家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在《诗辩》中说：“诗，在一切人所共知的高贵民族和语言里，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 …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识。”“我们英国人也称他（指诗人）为制造者，这是和希腊人一致了。这名字是何等崇高和无与伦比的称号。”[13]这些引文说明，古代西方人是以“制作行为”或“创作行为”为诗的。诗是一个关于“制作行为”或“创作行为”的概念，与创作内容关系不大。不管是抒情诗（不以表达“行动”为长），还是史诗或悲剧（均以表达“行动”为主），它们都是诗。创作行为即诗。这些“制作”或“创作”行为本身（及其成果）逐渐成为有意识的审美行为和审美对象。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它影响着西方文学创作史和诗学史的基本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的《诗学》就是一本关于如何写诗和进行诗评的“实用手册”（pragmate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