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是法国历时最久和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它的代表作家是悲剧诗人高乃依和拉辛，喜剧诗人莫里哀，寓言诗人拉封丹。古典主义的本质是依附王权、为巩固王权服务，但是每个作家对王权的依赖程度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并不完全符合古典主义的法规。

 

第一节  高乃依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他生于鲁昂，父亲是鲁昂的水泽森林管理员。他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中学，后来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1628年，父亲为他买到了鲁昂水泽森林管理处律师和法国海军部驻鲁昂律师的职务，他在鲁昂法院任职至1650年为止。当时的鲁昂是一个戏剧中心，高乃依喜爱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他发表的喜剧《梅丽特》（1629）和悲剧《梅黛》（1635）等几部剧作，受到黎世留的注意。

 

　　高乃依的成名作是五幕诗剧《熙德》（1636），取材于西班牙历史上女民族英雄熙德的故事。主人公罗德里克与施曼娜相爱，但是施曼娜的父亲高迈斯因故打了他的父亲狄哀格一记耳光。古典主义时代荣誉高于一切，他不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毅然杀死了高迈斯。施曼娜既爱罗德里克，又与他有杀父之仇，心情十分矛盾。这时摩尔人入侵，罗德里克奉命杀敌，凯旋而归，最后由国王出面主持了他们的婚礼，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熙德》歌颂了理性和荣誉，符合王权统治的需要，在艺术上也非常成功，因此上演后引起轰动，成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之作，法语中从此有了“像《熙德》那样美”的说法。但是它取材于西班牙，时间也远远超过24小时，而且结局圆满，这些都违反了古典主义悲剧的三一律，为此受到法兰西学士院的指责，引起了一场论战。高乃依沉默几年之后，按照古典主义悲剧的标准创作了《贺拉斯》（1640）、《西拿》（1642）和《波利厄克特》（1643），它们与《熙德》并称为他的四大悲剧，从而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定了基础。

   

　　《贺拉斯》描写罗马与阿尔巴两国交战，双方各推选三员大将以决胜负。阿尔巴选出的是库里阿斯三兄弟，罗马选出的是贺拉斯三兄弟，结果库里阿斯三兄弟全部阵亡，贺拉斯三兄弟只剩下小弟取得了最后胜利。他的姐姐已经与库里阿斯三兄弟之一订了婚，所以他得胜回去后遭到她的痛斥，他激于义愤杀死了姐姐，在受审时却被无罪释放。剧本的主题是忠君爱国的天职与儿女私情的矛盾，强调了国家的荣誉高于一切。

 

　　《西拿》也取材于古罗马，颂扬了以仁政服人的奥古斯都[1]皇帝，他对要谋害他的人不仅不予惩罚，反而加官进爵。《波利厄克特》描写的基督教徒殉教的悲剧。

   

　　高乃依的剧作体现了古典主义注重理性、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特征，塑造了始终把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英雄，符合处于上升时期的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而且在艺术上善于运用戏剧场面，刻画人物的内心冲突，诗句音律铿锵、气势豪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高乃依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卓著，164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第二节  拉辛

 

　　让·拉辛（1639-1699），是古典主义全盛时代的悲剧诗人。他生于法国北部的拉费泰米隆，是个由祖母抚养成人的孤儿。他10岁时被送进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小学读书，后到巴黎与布瓦洛、莫里哀等交往，所写的剧本多次得到国王的赏赐。

   

　　《安德罗玛克》（1667）是拉辛的成名作，写的是特洛亚英雄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罗玛克的故事。她和儿子被爱比尔国王庇吕斯俘虏，庇吕斯爱上了她，因此冷落了自己的未婚妻爱妙娜。安德罗玛克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假装同意与庇吕斯结婚，准备在婚礼后自刎。嫉妒的爱妙娜派人杀死了庇吕斯，然后自尽，安德罗玛克母子因此幸免于难。剧本对安德罗玛克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歌颂了人性中的善和美，上演后轰动了巴黎。

   

　　1677年上演的悲剧《费得尔》，是拉辛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剧本同样取材于希腊神话：雅典国王提修斯据说已死于战场，王后费得尔就向国王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结果遭到拒绝，因为他爱的是女俘阿丽西。费得尔由于嫉妒而丧失了理性，向从战场归来的国王进行挑拨，使希波吕托斯被放逐到海上遇难身亡，她自知罪孽深重而服毒自尽，临终时向国王坦白了一切。

   

　　拉辛是处于古典主义全盛时代的剧作家，他的文笔细腻委婉，富于抒情韵味，对人物、特别是贵族妇女的心理分析也更加出色，被誉为心理悲剧的首创者。但是在他创作的时代里，王权已经开始动摇，所以他的剧作着重揭露统治者的堕落和罪恶。他笔下的王公贵族不再是致力于民族统一的英雄，而是在情欲的驱使下丧失理性、嗜血成性的暴君，最后不是被杀、自杀便是发疯。剧本以他们的悲惨结局来鞭笞人性中的恶与丑，因而经久不衰，具有普遍的意义。由于炉火纯青的悲剧艺术，拉辛于167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第三节  莫里哀

 

　　莫里哀（1622-1673）生于巴黎，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是挂毯商，父亲还是宫廷的室内陈设商，他因此得以进入贵族中学读书。外祖父经常带他去看戏，使他从小就喜爱戏剧。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了他世袭父职的权利，但是他把继承权转让给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和一些年轻人组织了“光耀剧团”。由于经营不善，他曾因负债而坐牢，被父亲代还债务后保释出狱。他随即加入了另一个剧团离开巴黎，到南特、图卢兹、里昂等城市流浪了12年，充分观察了各地的人情世态，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同时学习了民间闹剧和意大利喜剧的长处，为他以后的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54年，莫里哀在里昂上演他的诗体喜剧《冒失鬼》，这是法国喜剧诞生的标志。他的演出得到好评，声誉日隆，使剧团得到了国王的兄弟的支持。1658年10月24日，剧团在卢浮宫为国王和王室演出成功，路易十四把小波旁剧场拨给了他的剧团。1660年，莫里哀的兄弟去世，他继承了宫廷室内陈设商的职务。为了得到路易十四的支持，他上演了一些迎合宫廷趣味的喜剧。卢浮宫改建门廊，小波旁剧场被拆，路易十四就把王宫剧场赏给剧团使用，还每年给他1000法郎的津贴，此后莫里哀的所有喜剧都是在这里演出的。

   

　　莫里哀喜剧的繁荣与君主专制政治密切相关。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专制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在王权与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中，莫里哀的喜剧成了同时打击贵族教会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武器，因而得到了路易十四的赞赏和支持。他的喜剧或是讽刺贵族，或是嘲笑资产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可笑的女才子》（1659）讽刺了资产者的附庸风雅，也嘲笑了贵族沙龙里矫揉造作的语言；《太太学堂》（1662）抨击了修道院的教育和夫权思想。他的喜剧鞭笞了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毒害、富商高利贷的盘剥、贵族的荒淫无耻，资产者的贪婪和虚荣。

 

　　五幕诗体喜剧《伪君子》（1664）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亦译为《达尔杜弗或者骗子》。富商奥尔贡把骗子达尔杜弗接到家里，对他伪装的虔诚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至于想把已经订婚的女儿嫁给他。可是达尔杜弗却企图勾引奥尔贡的妻子埃尔密尔，遭到奥尔贡的儿子达米斯的痛斥，执迷不悟的奥尔贡反而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把全部财产赠给达尔杜弗。在埃尔密尔的巧妙安排下，奥尔贡亲眼看到了达尔杜弗调戏她的情景，方才醒悟过来。但这时达尔杜弗已有恃无恐，他不但成了这个家的主人，而且掌握着奥尔贡在投石党运动中支持过一个政治犯的证据。最后英明的国王宽恕了奥尔贡，把达尔杜弗送进了监狱。

 

　　《伪君子》反映了资产阶级与王权和教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达尔杜弗这个典型人物则集中体现了一切伪善的特征，在法语里是“伪君子”的同义词。由于剧本无情地揭露了宗教骗子，激怒了国母和巴黎的大主教，因此曾几次被禁。自从1669年正式上演以来，它在法国剧作的演出次数中占第一位，至今仍是法兰西喜剧院的保留剧目。 

 

　　为了表示对禁演《伪君子》的反抗，莫里哀接连上演了《堂璜》（1665）和《愤世嫉俗》（1666），辛辣地嘲笑了贵族的荒淫和伪善。1668年，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吝啬鬼》上演，内容是高利贷者阿尔巴贡打算让儿子娶有钱的寡妇，把女儿嫁给一个老头，自己则不花钱就娶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其实姑娘是他的儿子的情人，女儿则和管家相爱，经过一番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剧本巧妙地讽刺了高利贷者爱财如命的心理，刻画了资产者贪婪吝啬的本质，是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齐名的典型人物。

   

　　莫里哀在以往的剧作中，君主往往对贵族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了如指掌、处理得当。但是在《司卡班的诡计》（1671）里，司卡班只是一个听差，但是这个下等人却比主人更聪明，他依靠自己的智慧战胜了两个吝啬的家长，成全了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当老爷说他坏话的时候，他甚至把老爷装进大口袋里痛打，这就触犯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剧本还抨击了司法机构，因此更为封建社会正统的道德观念所不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王权的冷落。由于对现实的批判与专制王权的政策发生了抵触，莫里哀与路易十四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裂痕。

    

　　1673年2月17日，莫里哀在《没病找病》演出三场之后劳累过度，但是为了维持剧团的收入而带病登台，勉强把戏演完，回到家里后咳血而死。他演了一辈子的喜剧，他的死却是一场悲剧。他死后教会竟然不给他坟地，而且限令在天黑之前草草掩埋，后来连坟墓也找不到了。

莫里哀作为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人和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首倡者，作为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的卓越贡献将永垂史册。他虽然不是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但是由于他对艺术的巨大贡献，学士院专门在大厅里为他竖立了一尊石像，石像下面刻着这样一句话：“他的光荣什么也不少，我们的光荣少了他。”

   

　　莫里哀一生写了33部喜剧，它们继承了中世纪市民戏剧的传统，以滑稽逗乐的形式和幽默风趣的语言，讽刺和抨击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使观众在笑声中获得教益，同时在艺术上也不拘一格，运用了包括笑剧、芭蕾舞喜剧、古典喜剧、性格喜剧和风俗喜剧等在内的多种形式。他以古典主义的简洁手法，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无不性格鲜明、栩栩如生，因此数百年来连演不衰，而且在各国广泛地翻译出版。我国有李健吾的《莫里哀喜剧集》等中译本，《伪君子》等一些著名剧作也常在中国舞台上演出。

 

第四节  拉封丹

 

　　让·德·拉封丹（1621-1695）生于法国蒂耶里堡。父亲是当地的森林水泽管理人。拉封丹幼年在农村度过，熟悉农民的生活，对大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沉湎于对动植物的观察和想象之中。他19岁赴巴黎，先学习神学，后来改学法律，喜欢写诗。他31岁时继承父亲的职务，但是不善于管理家业，因此只得出卖土地，到巴黎去为财政总监富凯[2]写作诗剧以领取年金。1661年富凯被捕，拉封丹因受到牵连而逃亡到里摩日，至1663年重返巴黎，在一些贵妇的庇护下出入上流社会，结识了莫里哀、拉辛和布瓦洛，年近半百时开始文学创作。

 

　　从1664至1674年，拉封丹陆续发表了许多《故事诗》，即大多用自由诗体写作的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取材于薄伽丘、拉伯雷和纳瓦尔王后等人的作品，往往带有色情的趣味。其中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小姐到修女都是情场老手，他们之间发生的滑稽事情令人发笑。但是这些故事得罪了情妇众多的路易十四，因此拉封丹直到1683年才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

 

　　《普西赫和丘比特的爱情》（1669）是一部穿插着韵文的长篇小说，是根据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3]的《金驴记》中的一个片段改写的，内容是爱神维纳斯嫉妒美丽的普西赫公主，就派儿子丘比特去惩罚她，可是丘比特却爱上了她。普西赫的两个姐姐也出于嫉妒而进行破坏，使她备受磨难，最后在宇宙之主朱庇特的主持下，终于在天上与丘比特成婚。这个故事保留了原作的梗概，但是实际上是刻画了当代人的心理活动。除此之外，他还写过《金鸡纳霜》（1682）等一些科学诗。

 

　　拉封丹的代表作是《寓言诗》，共12卷、248篇。1668年发表第一集（前六卷），1678至1679年发表第二集（共五卷），第12卷到1694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出版。

   

　　《寓言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篇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主要角色约有12类，即人、神、禽、兽等，它们活动的主要地点也有12个左右，即森林、河流、城市、房屋等。这些寓言形成了一个由人和动物组成的世界，构成了以宇宙为背景、以人类为角色的“百幕大喜剧”，可以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雏形和先声。

   

　　拉封丹的寓言诗大都取材于古代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寓言，以及中世纪和17世纪的民间故事。古代的寓言往往过于简短和浅显，要使之成为完整的故事，就必须按一定的道德观念来增加情节和人物（往往是动物）。拉封丹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他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代寓言，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革新。在短短一则寓言中，他不仅要同时描写情节的变化和人物心理的发展，而且还要寄托自己的寓意，例如《乌鸦、羚羊、乌龟、老鼠》赞颂友谊的珍贵；《蝉和蚂蚁》批评了懒惰的恶习；《乌鸦和狐狸》告诫人们切勿爱慕虚荣；《狐狸和鹳》阐明了对坏人要以牙还牙的道理。

   

　　拉封丹是描写禽兽的大师，在仔细观察大自然的基础上，他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艺术造诣，栩栩如生地描绘动物的神态，细致入微地刻画它们的心理活动，加上勾画得恰到好处的自然景色，使寓言诗具有特殊的魅力，使人充分感受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正因为如此，前人的题材到他笔下就别开生面，焕然一新，后人对他的作品却叹为观止，望尘莫及。

 

　　拉封丹一方面对上层社会的黑暗耳闻目睹，另一方面对民间的疾苦也较为关心，因此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寓言古代的形式题材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例如《群兽献给国王亚历山大的贡品》暴露了国王的贪婪；《患瘟疫的野兽》及《狼和小羊》抨击了强权政治；《吹嘘家谱的骡子》嘲笑了妄自尊大的贵族；《乌鸦与狐狸》讽刺了狐狸的贪婪和乌鸦的虚荣，还有不少寓言讽刺了僧侣、神甫和法官的伪善与贪心。

 

　　也有一些不少寓言颂扬了高尚的品质，例如《戴颈圈的狗》赞颂了有骨气的狼，它宁愿饿得皮包骨头、也不肯像狗那样为了有饭吃而被戴上颈圈。而《农夫和他的孩子们》、《死神和樵夫》等则赞扬了劳动者的勤劳诚实，或对他们遭遇表示同情。

 

　　拉封丹继承了中世纪市民文学的传统，不受古典主义规则的束缚，是法国17世纪唯一的抒情诗人。他采用优美的自由诗体，把寓言写得自然流畅、韵律和谐，而且寓意深刻、富于哲理，有些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他在《寓言诗》里生动地刻画了国王、贵族、商人、法官、教士、医生、农民、骗子、恶棍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讽刺了贪婪、虚荣、奸诈欺骗、忘恩负义等种种恶习，抨击了强权的专横残暴，歌颂了弱者敢于斗争和团结互助的优秀品质，对劳动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而使《寓言诗》成为反映17世纪法国社会的宏伟画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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