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岳添

                                   

　　内容提要：从19世纪末以来，法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期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翻译家和法国文学专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走过不少弯路，经过许多挫折。本文系统地回顾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对重要的翻译家、学者及其成果，以及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都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评析，无疑有助于理解法国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我国读者的影响，有利于促进法国文学的译介和中法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    法国小说  译介   研究   翻译家  

 

　　Abstract: More than a century has passed since the translation, presentation and study of French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of French fiction were inaugurated in Chine 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During this period emerged in large numbers outstanding translators and French literature specialists, an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eached, yet a lot of roundabout courses and setbacks have been also observed. The present article looks back systematically upon this tortuous and long way. It offers objectiv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not only on important translators, scholars and their achievements, but also on remarkable social phenomena. It will help positively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rench literature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readers, to stimulate Frenc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and to enhance cultural inter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Key words: French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presentation    study      translators  

 

　　法国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和研究，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回顾这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无疑有助于理解法国文学的意义和对我国读者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法的文化交流。

 

　　法国文学的译介过程，从总体上来看，译介的基本上是法国小说，这是因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小说是文学中最主要的体裁。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都是先有韵文，后有散文，这是由于韵文琅琅上口，便于歌唱和传诵的缘故。例如我国的《诗经》，西方的荷马史诗，都是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韵文可以用于诗歌、戏剧，如我国的唐诗宋词和元曲，西方的史诗、悲剧、喜剧和故事诗，法国的中世纪就是一个“诗歌的海洋”。小说是用散文写作的，因此出现较晚，我国直到明朝才繁荣起来。法国小说也是在其他体裁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从中世纪末期开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的过程，终于在19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小说出现虽晚却后来居上，拥有的读者最多，影响也最大，所以在20世纪，无论从作品还是读者的数量来看，小说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其次是译介本身始终以小说为重点。无庸置疑，我国在译介法国文学的过程中，诗歌和戏剧是自始至终都包括在内的。例如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有许多介绍，诗人梁宗岱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瓦雷里还深有研究。解放初期，阿拉贡、艾吕雅等爱国诗人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到了当代，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克洛代尔（1868-1955）、著名诗人谢阁兰（1878-1919）和亨利·米修（1899-1985）等的作品都有译介，《死无葬身之地》等存在主义戏剧也在我国上演。然而无可讳言，它们只拥有少量的读者和观众。莫里哀的喜剧虽由李健吾先生译成中文，但是很少上演，存在主义戏剧和荒诞派戏剧在我国的上演更是凤毛麟角，而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在我国也极不成熟。相比之下，小说是个人的阅读行为，用不着在剧院里观看或者集体朗诵，所以最为普及。正因为如此，在法国被首先认为是法兰西的民族诗人、其次是浪漫主义的戏剧家、最后才是小说家的雨果，在我国却首先被视为杰出小说家，这是由于他的诗歌即使译成中文也少有读者，而《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等小说，却不但早就译成了中文，并且还脍炙人口的缘故。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和严复等要求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就积极介绍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政论，随着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法国文学、首先是小说也开始陆续译介过来，在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法国现代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林纾（1852-1924）是译介欧美小说的始作俑者，他是光绪举人，字琴南，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他虽不通外文，但与口译者合作，用文言文翻译了170多种欧美小说。1899年，他翻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取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由此开创了我国译介法国小说、同时也是译介法国文学的历史。1915年，他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即《波斯人信札》），以及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他的翻译完全是意译，但是态度严肃、感情丰富、文笔流畅，而且“他并不一味崇洋，所译的一些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都带有反对封建礼教、鼓吹反帝爱国、抨击社会黑暗，为国内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意味。”[1]所以他的译作风靡一时。不过他晚年思想趋于保守，他的翻译方法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乃至受到批判。

 

　　伍光建（1867.8.4-1943.6.12）被誉为译坛圣手，是与林纾和严复鼎足而三的翻译家，他的译作深受胡适[2]和茅盾等人的赞赏。他是广东新会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留学于英国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通晓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和欧美文学。回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南洋公学等地任教，1902年开始编撰自然科学教材，翻译欧美的理论著作和小说。

 

　　伍光建用白话文翻译了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或《三个火枪手》）和《续侠隐记》（即《二十年后》），由茅盾校注，曾作为“新学制中学国语文科补充读本”，在当时影响极大，绝版半个多世纪后还被重印。他的白话文翻译独具特色，是忠实于原文的直译，因此与林纾相比是翻译史上的一大进步，只是对原作删节较多。他生前翻译出版了百余种欧美小说，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海上的劳工》，身后还留下了300万字的遗稿。

   

　　在五四运动以前，都德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被译介过来，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是胡适翻译过来的。

 

　　从五四运动时期到20年代，伏尔泰、卢梭、雨果、乔治·桑、福搂拜、都德、梅里美、莫泊桑、法朗士等著名作家的小说纷纷被译成中文，其中伏尔泰的小说主要有徐志摩[3]翻译的《赣第德》（即《老实人》），陈钧[4]译的《坦白少年》（即《老实人》)、《查德熙传》(即《查第格》)，傅雷翻译的《伏尔泰小说选》。陈钧的译作在1935年结集出版，名为《福禄特尔小说集》。在这一时期，法国小说的译介起步不久，小说家和小说的译名都比较杂乱，例如“雨果”被译成“预勾”、“嚣俄”，“乔治·桑”被译为“乔琪桑”，《魔沼》被译为《鬼池》，《包法利夫人》被译成《马丹波娃利》、《波华荔夫人》等。

 

　　从30到40年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法国小说家的作品都被译介过来，其中大多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例如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这一时期译介法国小说的重任，主要是由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来完成的。这些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要求实现人道主义的作品，对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是极大的精神鼓舞。这一时期的译者多为法国文学专家，译作的质量自然大有提高，其中成就最为杰出的是傅雷，以及李健吾、穆木天和毕修勺等。

 

　　傅雷（1908-1966）是上海人。他自费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美专等校任教，1927年开始翻译法国小说，主要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 13部小说，以及伏尔泰、梅里美和罗曼·罗兰的作品，后结集为《傅雷译文集》15卷。他对译作要求极严，务求精益求精，而且还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加强译者的艺术修养等真知灼见，对后来的译者很有影响。

 

　　李健吾（1906-1982）是山西安邑人，笔名刘西渭。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翌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至6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除《莫里哀喜剧集》外，译有《包法利夫人》、《司汤达小说集》。

 

　　穆木天（1900-1971）是吉林伊通人，曾参加创造社，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译作有斯丹达尔的短篇小说，巴尔扎克的《欧贞尼·葛郎代》(即《欧也妮·葛朗台》)、《从妹贝德》（即《贝姨》)、《从兄蓬斯》(即《邦斯舅舅》)、《夏贝尔上校》(即《夏倍上校》)、《绝对之探求》，以及《幻灭》的前两部《二诗人》和《巴黎烟云》等。

 

　　毕修勺（1902-1992）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做工，同时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学习。他决心把左拉的全部作品译成中文，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直至去世。他翻译的《萌芽》、《崩溃》和《劳动》等在抗日战争前后出版。解放以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蒙冤25年，毕生的译作也只能尘封在阁楼里。除《劳动》经笔者校订由黄河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重版以外，直到他去世后的1993年，才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九部译作。

 

　　解放前只有北平的中法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设有法语专业，因此法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十分薄弱，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机构。从20年代开始出版的几部法国文学史，都是作者单枪匹马的研究成果。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文学史的内容都相当简略，其中以吴达元和夏炎德编著的较为全面。李健吾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除翻译以外还出版了《福楼拜评传》、《司汤达研究》等著作。罗大冈等从法国留学回归来的学者，介绍了一些当代法国文学的概况。除此之外，在法国文学的评论方面则乏善可陈。

 

　　解放初期，曾举行过纪念拉伯雷、孟德斯鸠等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报刊上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也多了起来，但是重译介而忽视研究的状况并未改变，几乎没有出版过研究法国文学的专著。不过这一时期在法国小说的译介方面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大量的经典小说被翻译或重译，而且译本比较规范，通常都有译者的前言或后记，对小说家及其作品进行简要的评述。例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雨果的《悲惨世界》（李丹译）、《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等的许多小说。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翻译界所能做的工作只是译介《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等“进步文学”，仅有的一点研究工作也受到了“左”的影响。例如斯丹达尔的小说《红与黑》，它的全文是解放前夕由罗玉君翻译的，在1960年因电影《红与黑》的上映而广为流传。《文学知识》和《大众电影》当年在全国开展了对《红与黑》的讨论和批判，把它视为一部“毒药多于蜜糖”的小说。又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在30年代由傅雷译成中文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1958年，《读书月报》组织了对小说的讨论。从1961年到1963年，法国文学界批判罗曼·罗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罗大冈先生作为研究罗曼·罗兰的权威学者，也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写了几篇评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一阶段写的文章都是上级下达的任务，配合‘反右’运动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某些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错误观点。”[5]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1964年刚刚成立，研究人员就被下放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文化活动都告夭折，傅雷甚至被迫害致死，法国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从此中断了10多年之久。

 

　　十年动乱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法国小说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南京大学在1979年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在1980年成立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并且创办了期刊《法国研究》。民间学术团体法国文学研究会也于1982年成立，本着繁荣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促进中法文学交流的宗旨，20多年来先后召开了关于左拉、巴尔扎克、雨果和乔治·桑等小说家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不少研究法国小说的专著和资料，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法国小说的研究。

 

　　新时期里法国小说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柳鸣九编选的《新小说派研究》（1986）外，专著有丁子春的《法国小说与思潮流派》（1991），张容的《法国新小说派》（1992），江伙生等的《法国小说论》（1994）、郑克鲁的《现代法国小说史》（1998），史忠义的《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2000）和吴岳添的《法国小说发展史》（2004）等。相关的著作有罗国祥的《二十世纪西方小说美学》（1991），蹇昌槐的《欧洲小说史》（1995）和《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2004）等。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是以卢梭、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圣埃克苏佩里、罗伯—格里耶等的小说为对象，表明近年来小说始终是法国文学研究的重点。

 

　　关于小说家的专著有涂卫群的《普鲁斯特评传》（1999）和《从普鲁斯特出发》（2001），张唯嘉的《罗伯—格利耶新小说研究》（2002）等。翻译的著作则有吕西安·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的社会学》（吴岳添译，1988），米歇尔·雷蒙的《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1995），  安德烈·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徐和瑾译，1998），钱善行主编的《小说的艺术》（1999），亨利·特罗亚的《巴尔扎克传》（胡尧步译，2002）和雅克·里纳尔的《小说的政治阅读》（杨令飞、吴延晖译，2000）等。

 

　　法国小说的译介从80年代以来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原因首先在于在十年动乱之后，广大读者渴望阅读外国的小说名著；其次是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语言的差异、时代的习俗和译者的风格等，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每隔若干年就需要有新的译本问世。正因为如此，出版界在新译的同时大量重版过去的译著，家喻户晓的名作更是如此，例如《红与黑》的版本竟多达20个以上。 与此同时，法国的畅销小说也得到了及时的翻译和介绍，例如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基本粒子》（罗国林译，2000）、贝纳尔·韦尔贝的《终极秘密》（吴岳添译，2002）等。

 

　　这一时期法国小说的译者名家辈出，主要有郝运（1925-）本名郝连栋，译有斯丹达尔、大仲马、法朗士、都德、左拉和莫泊桑的小说。郑永慧（1918-） 翻译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大仲马、左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15部。许渊冲除将中国的大量诗歌译成法文之外，还翻译了《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著，并著有《文学与翻译》（2003），提出了“文学翻译就是‘美化之艺术’”等一整套翻译理论。李玉民（1939-）翻译的作品数量最多，共有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和纪德等的小说40余部。新译的小说名著不胜枚举，例如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罗大冈译，1980-1987），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郑克鲁译，1986）和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杨绛译，1994）等。

 

　　由于翻译界力量的增强和外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仅完成的大型翻译工程就有《巴尔扎克全集》（30卷）、《傅雷译文集》（15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70卷）、《追忆逝水年华》（7卷）、《萨特文集》、《雨果文集》（20卷本和10卷本）、《纪德文集》（3卷本和5卷本）、《莫泊桑小说全集》（10卷）、《杜拉斯文集》（15卷），《加缪全集》以及《凡尔纳选集》、《亚森·罗平探案全集》等。形形色色的小说选集、以及作家文集中包括的小说作品还不包括在内，而小说译作的单行本更是不计其数。在历届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评奖中，法国小说所获奖项在各文种获奖总数中始终名列榜首。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翻译兴旺的势头中也掩盖着译作质量下降的现象。法国小说的翻译不仅需要熟悉中法两种语言，而且要求译者具有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老一辈翻译家兢兢业业，学风严谨，但是大多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年轻的译者经验不足，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难免急功近利，另外文学翻译作为高级脑力劳动却报酬甚少，远远比不上技术资料的翻译，而且无论什么译者稿酬都相差无几，因而导致优秀的译者退避三舍，出类拔萃的译作日益难觅，而译作中的硬伤却屡见不鲜，这是目前法国小说翻译中需要予以足够重视的社会现象。

 

　　值得指出的是在21世纪之初，翻译界也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对外国的小说不再仅仅满足于翻译和介绍，而是要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予以评价。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各语种分会联合成立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标志。

 

　　法国文学研究会评选的最佳小说，2001年度是彼埃蕾特·弗朗狄奥的《要短句，亲爱的》，它以作者自述的形式，讲述了她的母亲逐渐衰老直至死亡的过程，是对老年人的心态、对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以及死亡等问题的思考。2002年度是马尔克·杜甘的《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它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荒诞和残酷。2003年度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它以作者一贯采用的时空倒错和回忆等手法，反映了青年一代对人生价值的疑问和迷惘。

 

　　2004年，我们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中法文化年，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无疑对法国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是有力的促进，相信法国小说的译介和中法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在新的世纪里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原载：《北京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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