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社会活动家，本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出生的当月母亲便去世，两岁时被父亲带到智利南方的特木科小城居住，十三四岁开始发表文章和诗歌。15岁在马乌莱省举办的赛诗会上以《理想的小夜曲》获三等奖。17岁又以长诗《节日之歌》在学校的赛诗会上获一等奖。1920年他被选为特木科市学生文学会主席，翌年考入圣地亚哥教育学院攻读法文。1923年放弃学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同年出版首部诗集《晚霞》，第二年发表另一部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赢得诗名。这些诗作表现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新风格，但有不少诗仅仅局限于诗人的主观感受，常常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调：

 

我是个绝望者，

有话也无处说；

我失掉了一切，

一切我都经受过。

（《二十首情诗》）

 

　　从1927年他先后被任命为智利驻仰光、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马德里领事。1934年任驻马德里领事后，在那里结识了洛尔卡等西班牙诗人，并和阿尔贝蒂合作创办《绿马诗刊》，推动了西班牙诗歌的发展。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洛尔卡即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义愤填膺，出于对法西斯的憎恨和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情，他坚决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第二年他发表了组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热情讴歌英雄的国际纵队战士舍生取义的高尚品格：

 

弟兄们，从现在起

让男女老幼，尽人皆知

你们庄严的历史、你们的纯真、

你们的坚毅，

下至硫磺气体腐蚀的矿井，

上至奴隶非人的阶梯，

让它们传到所有绝望人们的心底。

 

　　聂鲁达和西班牙民众一道，投入火热的斗争，不再感到悲观、孤独和失望。他把目光从内心转向外部世界，视野大大开阔，开始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以至于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结果被本国政府免去了外交职务回国。1939年他重返外交界，在巴黎担任驻西班牙流亡政府领事期间，通过外交途径，从集中营救出数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往智利。1945年他被选为智利国会议员，同年获国家文学奖，并加入智利共产党。1946年贡萨莱斯·魏地拉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左派力量支持下上台执政，不足两年便向共产党开了杀戒，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进行大搜捕，聂鲁达也受到通缉，他被迫去农村躲避一年（创作《漫歌》），之后流亡国外，最后到达墨西哥，在那里参加了拉丁美洲保卫和大会，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漫歌》，并以《伐木者醒来吧》一诗获国际和平奖。

 

　　《漫歌》是聂鲁达文学生涯的标志性作品，是其诗歌创作的峰巅。全书分为15章，共有248首诗，大约1.5万行，是一部诗歌巨著。诗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1400年一直写到1949年2月诗集结束之日止，以浩繁的卷叠展现了拉丁美洲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历史：包括古印第安文明时期、征服时期、殖民地时期、独立战争时期、独裁统治时期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期，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场景，以生动的形象、新奇的比喻、鲜明的爱憎，绘制了一幅拉丁美洲色彩斑斓、惊世骇俗的历史画卷，书写了一部气势磅礴、绚丽多彩的美洲英雄史诗。具体地说，第一章《大地上的灯》分为6节，描绘了拉丁美洲大地的自然风貌：6节诗分别描写了它的植物（树木、玉米、黑莓等）、它的兽类（鬣蜥、蚂蚁、羊驼、骆马、猴子、美洲豹、美洲虎、大松鼠、水蛇）、各色各样的鸟儿（红冠鸟、巨嘴鸟、蜂鸟、鹦鹉、老鹰、秃鹫、椋鸟、火烈鸟、信天翁）、一条条河流（奥林诺科河、亚马逊河、特肯达马河、比奥比奥河）、丰富的矿藏（绿宝石、煤炭、铜、、钨、钒、蓝宝石、黄金）和人类（玛雅人、阿兹台克人、瓜拉尼人等）。在描述这一切时，诗人充满感情，怀着深切的爱。例如他把一些动物描写得活灵活现，十分可爱：“小巧的羊驼”，“穿着金靴，在褐色宽广的山间走动”，“驼马在撒满/露珠的精美世界中/睁开天真的眼睛。/猴子们在黎明的岸边/编织着一条/永不休止的情爱的线，/将花粉的墙壁推翻，/将穆索镇的蝶群紫色的飞翔惊散。”这一章是诗人对拉美大自然咏唱的一曲诗意昂然的颂歌。第二章《玛丘·碧丘之巅》是一首气势宏伟、无比优美的长诗，由12节构成，共约500行，诗人在诗中追忆了历史的足迹，歌颂了拉美大地的风光，诗人登上玛丘碧丘之巅，亲吻神秘的石头，不禁浮想联翩，美洲的各种独特神奇的事物出现在他的笔端，当然还有昔日印第安人的苦难：“让我看看你们的血和皱纹”，“让我看看你们跌倒在上面的岩石和折磨你们的十字架的木头”，“千百年来鲜血淋漓的斧头和把人抽得血肉模糊的皮鞭”。诗人请他们把一切告诉他，他要为他们代言。诗作结构严谨，形式新颖，多处采用排比式的和简短的诗句，铿锵有力，是一首不长不短的史诗，充分表达了从现代城市文明走来的诗人对印加古老文明的崇敬心情和对印加帝国古城的由衷赞叹。第三章《征服者》分为25节，诗人以犀利的笔调愤怒谴责征服者在美洲大地上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在古巴，“他们把你绑在刑架上，/他们砍伤你的脸庞，/将你淡黄色的双腿砍断”，在乔卢拉，“被杀害的心灵/躺在那里跳动”。第四章《解放者》由43节组成，赞颂了夸乌特莫克、劳塔罗、阿马鲁、圣马丁、米兰达。苏克雷、马蒂和桑地诺等众多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第五章《背叛的沙子》分五部分，共有50首诗，诗篇揭露了拉美诸国的独裁暴君弗朗西亚、罗萨斯、埃斯特拉达、乌维科等人实行专制统治、压迫和戕害人民的罪行。第六章《美洲，我不是徒劳地呼唤你的名字》零零散散地描绘了若干景物、事物和人物。第七章《智利漫歌》分17节，共27首诗，有对大自然的描绘，有对往事的激动回忆，有对手工艺、地震、水灾、无数植物、鸟类和友人的描写等。第八章《这土地的名字叫胡安》以自述形式描写了一系列劳动者尤其是智利矿工的困苦生活和悲惨处境。第九章《劈木工醒来吧》赞颂北美的和平民主事业和苏联人民战后从血泊中崛起的情形，同时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要到处派兵侵略他国。第十章《逃亡者》详尽地讲述了聂鲁达本人在魏地拉缉捕会下达后逃亡的情景：“我是警察追捕的逃犯”，“我穿过城镇、树林、/农庄、港口，/走进一户又一户家门，”他翻山峦，过草原，游遍海洋，经历了千难万险。但是他从没有丧失信心，因为他属于人民，人民到处保护他。第十一章《普尼塔基城的鲜花》描绘了穷人的生活及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第十二章《歌的河流》由给六位在世的和去世的朋友的信构成，诗人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缅怀和追念。第十三章《献给处在黑暗中的祖国的新年大合唱》由17节组成，诗人由衷地向他的祖国和同胞及英雄的皮萨瓜兄弟们表示新年的祝福，同时揭露了魏地拉的无耻嘴脸，痛斥了那些蛆虫败类。第十四章《大洋》包括24节，诗人以观赏的目光对大洋人和海边、海中、海上的各种事物进行了生动的描绘。第十五章《我自己》由28节组成，描述了诗人的身世和经历：包括诗人童年的记忆、他的家、他的外交经历和爱情、他的生死观念和遗嘱等。总之，《漫歌》以丰富的内容、完美的构思和宏大的气势，艺术地展现了拉丁美洲500余年的漫长历史，是一部举世罕见的英雄史诗，是诗人献给智利和拉美及人类的一曲英雄主义颂歌。

 

　　从1950年10月起，聂鲁达前往意大利、苏联、东欧和中国等欧亚许多国家旅行、访问，参加了众多外交与文化活动，包括在华沙出席第二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来中国为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他第一次到社会主义国家，亲眼看到人民的新生活，到处充满新气象，心情无比激动，于是诗兴大发，纵情歌唱，写出了他的重要诗集《葡萄和风》（1954），记述了他的访问观感和印象。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他热情赞颂新中国的一切，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诗篇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和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个时期，他还出版诗集《船长的诗》（1952），此作包括7章47首诗。7章是：爱情、愿望、愤怒、生活、歌颂与萌芽、贺婚诗和旅中书。聂鲁达说，此书充满他对其妻玛蒂尔德的爱、对祖国智利的怀念和一位公民对祖国与家乡的强烈感情。比如在《颂歌与萌芽》（二）中他这样表达对妻子甜蜜爱情：

 

我亲吻着你

也亲吻着一朵骤亮而逝的火花，

当你融入我的血液，

我的嘴尝到了

我们童年时那野李子的甜蜜，

我将你紧紧地搂在我的胸前

仿佛重新获得了土地和生命。[1]

 

　　1952年8月，在智利广大民众特别是若干权威人士的强烈呼吁下，聂鲁达结束了3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祖国，迎接他的是盛开的鲜花和欢迎大会。他感谢智利人民：“我能够回来，全靠我的人民。”

 

　　在随后的几年间，聂鲁达连续出版了他的三部颂歌：《元素的颂歌》（1954）、《新元素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三部颂歌共有185首诗，大多歌颂事物，少数歌颂人物。所颂之物几乎无所不包：大海、大地、洋葱、洋蓟、生活、欢乐、书、酒、冬、风、面包、番茄、黑夜、孤独、数字、原子、爱情、手表、住宅、词典、金枪鱼等。歌颂的人物有惠特曼、巴列霍、罗伯逊、洗衣妇等。这些颂歌集中体现了聂鲁达的诗歌概念：人间的任何人物和事物，都可以入诗，都可以咏颂。在他的笔下，一切事物都有了生命和价值、诗意和哲理，都变得美好而可爱。诗人试图以不同于常人的角度观察和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人物。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真诚而热情、客观而质朴地把世间那么多平常事物赋予诗意。

 

　　1960年4月，聂鲁达在从美洲驶向欧洲的轮船上完成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其中包括《波多黎各：富裕的港口，贫困的港口》、《古巴出现了》、《英雄事业》、《致菲德尔·卡斯特罗》、《自由》、《美洲》等42首诗。聂鲁达在《前言》中说，“我把它献给古巴的解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战友和古巴人民”，“献给波多黎各以及战火弥漫的加勒比地区在美国威胁下为自由和真理而战斗的所有人民。”他还说，“这本诗集，不是孤独的悲叹，不是抑郁的发泄，而是直接的有目标的武器，是给兄弟民族每天战斗的兄弟般的帮助。”诗人在诗集中热情歌颂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歌颂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同时回顾了加勒比海的历史，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那里实行的血腥统治予以愤怒的谴责。诗人在《马埃斯特拉山的沉思》一诗中，这样表现古巴革命胜利后的伟大意义：“在黑暗笼罩中，/真正胜利的旗帜/终于在古巴升起。”“古巴是一根鲜明的桅杆，在空间和黑暗中清晰可见，/……在黑暗的美洲，/升起一座春天的大厦。”在《萨尔瓦多，是死亡》一诗中，诗人这样谴责独裁当局的罪行：“机关枪共打死15000人，/杀人犯是独裁者马丁内斯。/从此萨尔瓦多的土地、面包和酒，/都带着血腥气。”

 

　　聂鲁达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诗人，他热烈歌颂人民的革命事业，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罪行。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他来自人民，为人民歌唱，永远为英雄业绩唱赞歌。

 

　　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十分丰富，除上面提及的外，还有《狂歌集》（1958）、《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1960）、《智利的岩石》（1961）、《黑岛纪事》（1964）、《船工号子》（1967）、《天上的石头》（1970）、《烧红的剑》（1970）等十余部诗集。

 

　　1969年9月，智利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推举聂鲁达为智利总统候选人，受到成千上万民众的热烈拥护。后因人民联盟推举阿连德为该联盟唯一总统候选人，聂鲁达随即推出竞选。1970年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成立了左派联盟联合政府。同年，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大使，后因病回国。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政府被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殉职。不久后聂鲁达也在圣地亚哥逝世。

 

　　聂鲁达去世后，他的遗孀玛蒂尔德·乌鲁蒂亚对他生前未及发表的诗稿进行了整理，出版了8本诗集，即《分离的玫瑰》（1973）、《冬天的花园》、《黄色的心》、《2000年》、《问题集》、《挽歌》、《挑剔集》和《海与钟》。这些作品，有的表现诗人晚年的孤独、悲观和无所寄托的心境，有的则通过对往事的回忆抒发诗人留恋昔日美好事物的情感，例如《分离的玫瑰》，是一首长诗。在诗中，诗人回想起了拉帕·努伊岛。三十年前，聂鲁达到过那个岛，在那里度过一段美好岁月。那一段生活和在岛上的见闻给他留下深刻记忆。“分离的玫瑰”即指那个与大陆分离的岛。作品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那段生活和那个岛的留恋与热爱，另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那里的天然景象的赞叹和对人的命运的关心：

 

周围一片灰色景致，

白色的天空，

蓝色的运动。

海水，云朵，石头，

重新开始我生命中的生命。

我喜欢海洋、石头和大风，

为的是用我这双浴血的手，把命运挖掘。

 

　　综观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他接受了以鲁文·达里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追求空泛的意境，美丽的词藻和低沉的情调。此外他还深受波德莱尔和兰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影响，致力于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歌写作，采用晦涩的表达，费解的联想，难以捉摸的句法和神秘的隐喻，用来表现失望、痛苦、悲哀和死亡。直到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才如梦初醒。马德里的巷战，敌机的狂轰乱炸，共和国军队的流血牺牲，志愿军的惨重损失，人民的愤怒、斗争和苦难……激发了诗人的良知，开阔了诗人的视野，使他感觉到手中的笔的分量和责任的重大。这一切，打破了诗人的平静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诗风。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从那时起，我的道路和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顿时感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愿自己卑微的诗歌化作剑和手帕，为人民揩干沉重苦难的泪水，向他们提供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于是，《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赫拉马之役》、《愤怒与痛苦》、《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集合在新的旗帜下》、《西班牙在我心中》等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赞颂正义事业和火热斗争的诗作应运而生。这些诗歌，内容积极向上，洋溢着革命激情，语言通俗易懂，比喻生动新鲜，没有浮夸的矫饰，只有朴实的表达，标志着聂鲁达诗歌从内容到艺术风格上的可贵飞跃。

　　总之，聂鲁达在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不限于现实主义的诗人。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现实主义者，他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苯似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我承认我历尽沧桑》，第十一章。）

 

　　聂鲁达生前曾三次来我国访问，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也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世界人民最熟悉的拉丁美洲作家。年轻的时候，他为生活、为爱情、为未来而痛苦，写出了充满孤独、充满彷徨、充满渴望的诗。但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他对真理和现实的追求，促使他不断奋斗，不断前进，经过漫长曲折的艰苦道路，不屈不挠，历尽沧桑，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诗人，以他的诗歌为智利人民的解放，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了一生，也为西班牙语诗歌艺术，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1971年，“由于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理想”，聂鲁达被授以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题为《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的长篇演说。对他的获奖，阿连德发表演说说，“这是智利和智利人民的胜利，也是整个拉丁美洲的胜利。”智利共产党总书记科尔瓦兰发表文章说：“众所周知，他歌唱了一切：大海、飞鸟、石头、南方的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南美杉、仙人掌、天空、匙子、洋葱、康吉鳗……他也歌唱了人，歌颂了祖国的英雄，歌颂了我们的祖先，歌颂了矿工、铁路工人、香蕉工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歌颂了我们时代的英雄业绩。”诗人在授奖演说中回顾了一些往事和人生经历，强调了自己作为一位诗人的责任：“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一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一首诗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辈的人们，能在上面留下新的标志。”总之，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参考文献：　　

　　[1]《聂鲁达集》，赵振江主编，140页，卜珊译。

 

 

来源：《当代拉美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