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机下的21世纪生命观研讨会会场

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贞美教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会邀请，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贞美教授于2007年10月19日上午，在外文所会议室做了重要的学术讲演，题为《多重危机下的21世纪生命观》。

　　讲演的目的，在于增进中日两国相关学科的了解，探究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拓宽理论研究的视野，促进相关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

　　铃木贞美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对象核心概念之历史沿革的辨析与探究，在搜集大量专业杂志、综合杂志记事资料的基础上，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审与重编，其卓越的学术努力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目，富于启示性的论著、论考，亦被频频翻译为外国语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

　　此次学术讲演涉及的领域广泛而丰富，如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生命科学等，讲演基于其百万字学术新著——《多重危机下的生命科学探究》，有感于“生命”科学的基本认识与日本近现代文化、历史的关联，在某种国际性视野的统筹下，反思、反省、批判了日本近代以来的文化与历史，发人深省的是，铃木贞美教授还在深入、细致探究生命概念之内涵、外延的基础上，充满忧患地触及了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人类生存环境危机。

　　此次讲演会由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副所长主持，外文所学者李德纯、朱景冬、冯植生、李永平、魏大海、高兴、树才，北京大学学者李强，首都师范大学学者王成，文学所数名学者，及年轻学者、学生等数十人参加了讲演会。

　　讲演内容主要有四部分——“生命观的动摇”、“日本生命观的近代化”、“大正生命主义及其展开”和“二十一世纪的生命观探究”。其中分别谈到了生命及生命观的定义、细胞说与遗传因子说、地球环境问题等等。在涉及日本近代以来的生命观时，铃木贞美教授认为直到近世，日本都不存在支配性的宗教；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欧生命观的传入（基督教的创世说、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社会进化论、泛神论等），日本开始接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进而开始了日本之生命观的近代化历程。大正时期（1912年-1926年），这种日本化的生命观不仅反映在思想哲学领域，也在文化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中有过鲜明的表现。

　　在日本，“大正生命主义”概念是由铃木贞美教授首先提出的，为此有人误以为铃木贞美便是所谓的“生命主义”者，这是大大的误解。铃木贞美是“生命主义”或“生命观”的研究者或探究者，而不是“生命主义”的鼓吹者。讲演中我们了解到，铃木贞美教授关注、探究“生命观”问题的理由，在于某种执著的对于学问的热爱或学者的良心，同时涉及到关乎人类、世界、宇宙的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研究最初起步于文学，逐渐扩延至哲学、宗教、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历史学，扩展为贯通理科、文科的内容繁复的综合性理论体系。铃木贞美教授的学术追求令人肃然起敬。

　　此外重要的是，铃木贞美教授尊重科学，厌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并力倡基于历史事实的相对化的研究方法，在其研究和讲演中，他也反复论及日本在接受西方生命理论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倾向。

　　他谈到冈仓天心的“气”发生命之论点，木下尚江的生物学理论及其对性爱的重视，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及其对佛教、神道及原子论的主张等。他也反复强调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对日本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1882）便受达尔文、海克尔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影响，为此强调“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则主张，“适者生存”的原理适用于人类社会乃至国家关系。铃木贞美教授也在讲演中提到日本近代的著名诗人、评论家北村透谷，认为北村透谷的一些理论观点（《国民与思想》、《明治文学管窥》等）也受西方进化论的负面影响，随之，北村的理论也影响了日本二十世纪初的文学、艺术乃至思想与文化。

　　论及德富芦花的诗作《蚯蚓的戏言》（1912）时，铃木贞美指出诗人芦花是以儒学的“天理”接受进化论，又以佛教解释进化论。总之，演说中不断显现了铃木贞美教授的理论批判性。

　　答疑中，外文所德国文学学者李永平研究员的问题是:“日本人的生命观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尼采的影响”？副所长陆建德研究员谈了感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虽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赫胥黎的本意却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赫胥黎本人并不希望把生物进化的思想用于社会与国家。这在中国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悖论。总之种种现象表明，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前后，东方国家普遍接受西方的科学与理论（无论是否正确的接受），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乃是共通的和毋庸置疑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