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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罕·帕慕克访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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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与陈奎元

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亲切会见奥尔罕·帕慕克

帕慕克会议

奥尔罕·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演讲

  应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邀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著名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于2008年5月21至31日访问我院,进行了为期十一天的访华学术交流和参观活动。21日下午6点,“奥尔罕·帕慕克访华新闻发布会”在外文所1141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主持,计有五十余家媒体记者与会。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为四川大地震中的遇难者默哀一分钟,表示哀悼。之后,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发表致辞,然后是帕慕克答记者问,会场气氛十分热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厅做了题为“我们究竟是谁?”的专题演讲。演讲之前,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接见了帕慕克,双方进行了愉快交谈并互赠了礼品。帕慕克的演讲从他为写小说《雪》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所做的实地调查开始,讲到了东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与和平的问题,而小说家的想象,赋予了日常生活以特殊性、魔力和精神。帕慕克说:“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正是小说使我们得以接近被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所遮掩的真相,正是小说的艺术使我们能够自问:我们究竟是谁?”帕慕克的演讲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演讲会的听众除了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各高校的教授学者和大学生,甚至还有不畏路途遥远而来的北京101中学的50余位师生。之后,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向帕慕克颁发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荣誉证书。帕慕克兴奋地接过证书并表示感谢,还面对土耳其电视台采访的摄像镜头说,能够获得此项荣誉是他的荣幸。23日全天为“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研讨会”,著名作家莫言、评论家陈晓明、帕慕克作品中译者沈志兴、陈竹冰和外文所各个语种专业的学者约二十人发表了论文,对帕慕克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学术交流。24日上午,奥尔罕·帕慕克在北大附中演讲,演讲题目为“隐含作者”;24日下午,奥尔罕·帕慕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演讲题目为“你为谁写作?”可以说,帕慕克在北京的三场演讲,在北京的高校、中学、乃至广大社会读者中掀起了一股“帕慕克热潮”。25日,帕慕克在西单图书大厦为读者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甚为踊跃热烈,场面一度有些混乱。在京期间,帕慕克还会晤了铁凝、莫言、余华、格非、徐小斌、刘庆邦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李敬泽,在版权、版税、小说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帕慕克在北京还游览了故宫、孔庙、雍和宫、天坛、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28日,帕慕克一行离开北京前往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帕慕克把他珍藏多年的土耳其语版的鲁迅著作赠送给了鲁迅故居博物馆。当晚,在外文所所长陈众议的陪同下,帕慕克在绍兴文理学院进行了演讲,该校千余名师生倾听了这场演讲,反响极为热烈,在绍兴当地形成轰动效应。29日帕慕克在杭州游览,在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的陪同下,与当地部分作家进行了交流会谈。30日,帕慕克在上海书城再次为读者签名售书。帕慕克在中国两场签名售书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了四川地震灾区。31日,帕慕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上海知名文化界人士交流座谈,主题为“东西文化与文学想象”,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虞建华、郑体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陆建德、钟志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上海作协副主席陈村、复旦大学教授谈峥等在座谈会上发言,就东西方文化与文学同帕慕克展开畅谈,发言者与现场听众形成良好互动,气氛热烈,富于成效。当天晚上8点帕慕克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回国。随同奥尔罕·帕慕克来华访问的是2006年英国布克文学奖得主基兰·德塞(Kiran Desai)女士。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6月7日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早期作品有《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1979年出版)、《寂静的房子》(1983年出版,获得1991年欧洲“发现奖”),而创作于1985年的《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的成名作,获得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并让帕慕克声誉鹊起。之后,1990年出版的《黑书》获得法兰西文化奖;1997年出版的《新人生》在土耳其引起轰动;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于2003年获得欧洲三大文学奖,即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确立了帕慕克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2002年出版的《雪》以思想的深度著称,是帕慕克本人最钟爱的作品;2005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帕慕克也因此书被提名为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一系列的作品让帕慕克享誉全球。帕慕克也因其卓越的文学成就最终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作家之一,在国际文坛上具有很大影响力。
 
  帕慕克家庭属于土耳其中产阶级,对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奉行的全面西化政策持支持和拥护的态度,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西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帕慕克接受的完全是西式教育,在思想意识上,帕慕克更多地认同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在生活方式上,帕慕克更多地表现出西方式的个人质素。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帕慕克在思想认识的深处有着比普通土耳其西化中产阶级更深的思考。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欧大陆的连接点,尤其是伊斯坦布尔更是处在亚洲的东方文明和欧洲的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上,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发生强烈的碰撞。作为国家西化政策的受益者,帕慕克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这种既得利益中,而是更多地看到了西方文化对土耳其传统文化的致命性毁灭。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帕慕克对东西方文明在伊斯坦布尔这片土地上的强烈冲突和激烈较量给予了生动的展现,并对东方传统的最终落败充满了惆怅与惋惜;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以极其忧郁和沉痛的笔触抒写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文化古迹和东方的文明痕迹在国家全面西化过程中逐渐烟消云散的哀愁;在《新人生》中,帕慕克以象征的笔法对全面西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利益化等种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雪》中,帕慕克以一个世俗主义者的眼光和角度去尝试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写出了当今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误解与妖魔化,并谴责对普通伊斯兰教信仰者野蛮屠杀的暴行,体现出帕慕克本人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误解所进行的深度哲学思考,并说明了帕慕克一直在努力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和解和融合。正如瑞典文学院在为帕慕克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授奖词中说,帕慕克“在追寻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帕慕克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筑系,并且酷爱绘画,对东方古典建筑和绘画具有浓厚的兴趣,一直对保持着东方古典建筑和绘画艺术精神的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他曾在专访中对我院外文所学者穆宏燕表示:“来中国是为了享受视觉盛宴。”为此,我们事先出具公函并指派专人前往故宫博物院进行联系,安排帕慕克以特殊身份参观故宫,观看一些普通旅游者看不到的艺术珍品。22日下午,在故宫武英殿里,帕慕克观看了“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其中有非常著名(南宋)马远《水图卷》、(元)赵孟頫《秀石梳林图卷》、(明)徐渭《四季花卉图轴》、(清)禹之鼎的《月波吹笛图》等。听了故宫专家针对几幅画讲了中国南北画派各自的特征之后,帕慕克就能准确说出其他画是南派画法、北派画法,并指着其中一幅说:“这幅画兼具南北画派特征。”让故宫专家不禁连连称奇。对绘画和建筑的喜爱大概已经深入帕慕克的骨髓。在参观故宫、雍和宫、孔庙时,每到一座大殿,帕慕克总是先站在大殿外很远的地方观看整体建筑。进到殿堂里,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抬起头来看顶部建筑结构。在颐和园里,帕慕克在长廊的中国绘画世界里流连往返,不忍离开。26日,帕慕克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琉璃厂,挑选了大量中国古典绘画图册,全都是沉甸甸的大厚本,其中有《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上下、《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画》、《清代宫廷绘画》、《唐伯虎画集》、《中国山水通鉴》上中下、《南京博物馆藏明清花鸟画集》、《南京博物馆藏明代山水画集》、《中国历代山水画》、《中国历代仕女画》、《石涛书画全集》上下、《明四家画集》、《南宋四家画集》、《五代宋元山水名画》、《元四家画集》等,共计71种,装了六个大纸箱,让书店给他邮运回伊斯坦布尔。在琉璃厂,帕慕克还买了20余轴仿古中国画。图册加画轴共计人民币25000余元(运费另计)。帕慕克说:“别看我今天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书和画,明天我写一本关于这些的小说,轻而易举就把钱捞回来了。”可以说,帕慕克把他的时间、金钱、情感和创作的未来全交给了中国古典绘画。外文所学者穆宏燕在针对帕慕克及其文学的研究中发现,帕慕克对从中国经蒙古传入波斯、又传入奥斯曼的绘画传统一直深为关注,而帕慕克这次应邀访问我国,应该是在作一次追根溯源之旅,专注于在中国古典绘画中追寻奥斯曼绘画的源头。尽管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他提到了中国绘画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但并未涉及具体的绘画实例。帕慕克访华使中国文化因素对他未来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成为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在帕慕克今后的文学作品和讲演中将会大量出现以中国古典字画、古建和江南地区传统民建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要素。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穆宏燕
摄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李联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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