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证言》通常被看作是《使女的故事》续篇，并且是借着“使女”被影视化的契机而创作完成，但正如作者阿特伍德一直强调的，这么多年来，凭借《使女的故事》带给人的思考一直都没能脱离它所对应的现实语境，它的全球畅销是基于阅读者对一类文化乃至社会现象爆发式的关注，而这也敦促着作家需要对“使女”系列故事有所拓展，可以说《证言》的问世，便是对当下世界文化潮流的适时回应。

被奴役的性别 

与“使女”的叙述主要以使女奥芙弗雷德的视角展开不同，《证言》的视角是多重且彼此交错的，虽然仍以三位女性作为主要的叙述者，但叙事焦点已经由“使女”这一特定群体推及到基列共和国的各层面。也就是说，阿特伍德在这部新小说中需要直接面对“基列共和国”这个庞然怪物一般的存在，继而对之抽丝剥茧，以抓住它的核心。由此我们似乎会产生一些错觉，觉得小说对女性的探讨较之于它的前作不再那么集中。尤其是小说的主要叙事人莉迪亚嬷嬷，她见证并参与了基列国从兴起到瓦解的整个过程，留下了最有力的证言，然而这位女性的性特征却是格外模糊暧昧的。

在成为基列国权力中心“阿杜瓦堂”的掌控人之前，莉迪亚是一名中年女法官，这一社会身份也是她被大主教选中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这身份是中性化且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它所产生的价值使莉迪亚嬷嬷的处境看似与使女们完全相悖，她明显享有更高的权力、地位与声望。但实际上，作为被操控的一方，她的头脑与手腕与使女们的子宫一样，无法拥有任何自主权。莉迪亚是权力运作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犹如使女是权力的具体显现方式——集体生育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

先把一个作为整体的人进行拆解，进而将其中有用的那部分抽取出来，其余的则进行压缩和降维。就如作为“使女”的女性，她们必须首先是一个具象而独立的人，性别才会产生意义。然而当性别功能被粗暴地简单定义为生育，并将此功能从一个具体的人中剥除，并无限强化之后，“一名女性能够生育”这个事实就被转化为“能生育使得女性才能成为女性”的观念。

工具人的出现往往与观念有关，对观念的直接掌控则是权力的核心体现。在《使女的故事》里，莉迪亚嬷嬷看似是一种新型女性观的塑造者，比如她会给使女们观看充满了暴力和死亡情节的色情片，让女性彻底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从而起到恐吓与驯化的作用，但她自己也在被一种更彻底的暴力恐吓与驯化，那就是独裁者发出的死亡威胁。

《证言》通过对基列国建国过程的追溯，实际上是追溯了莉迪亚从一名法官到一个嬷嬷的塑造过程，这是另一类女性的命运，作者试图将之与使女们的命运对接起来。从使女到嬷嬷，从琼到莉迪亚，甚至是基列国中因备受性压抑从而导致病态的男性角色，如果只是展现其性别被征用的过程或后果，这显然不足以体现阿特伍德全部的创作理念，她希望书写的并不“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而是一个个“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动不同”的人，如何在被奴役的境况之下成为非人。

被奴役的信仰 

小说强烈的女性叙事色彩，使很多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但仅将基列国看成剥夺女性自由的一架权力机器仍是不够完整的。笔者注意到，这个畸形国家正在制造的另一项重大危机：对信仰自由的彻底扭曲和剥夺。

表面看，无论是《使女的故事》还是《证言》，都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宗教气息。从大主教的治国理念、人与人之间平常的问候语，到使女们的穿戴，似乎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正统的信仰并不回避秩序的存在，带领者与顺服者的关系不但是普遍的，甚至是被强调的。然而任何秩序都必须服从两个前提：首先它必须有一个坚实的核心内容；其次，秩序的建立必须基于自由，这是彼此约束的前提，也是双向或多向互通的基础。宗教改革家们意识到神的全权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张力，承认个体具有自我意识，这既是认识神的结果，也是认识人的结果。

但基列国对神权的掌控和施行却是单向且封闭的，它竭力毁灭人的自我意识，这样信仰就变成了对人心灵的禁锢，使人失丧自由，而不是在信心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小说其实是通过对一些宗教用语、仪式和习惯的戏仿来达到“反宗教”的效果，以此暗示信仰的核心要义和基本属性一旦被人为地篡改，个体将陷入何等可怕的境地。

被奴役的文学 

《证言》和它的前传一样，都虚构了一个极端政权，都表现了个体的丧失，也都对现实有一定的影射。阿特伍德曾经提到自己的创作观乃是“以文学作为预言”，这也是她建构基列国这样一个未来虚拟国度的根本动机。近年来西方评论界开始赋予这类小说一个新的称号——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从字面意思上看，推测，探究（speculate）行为是这类作品创作的主要意图。在新版《使女的故事》前言中，作家就写道：“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后，恐惧与焦虑蔓延。人们普遍认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面临危机。”距离小说的发表年份1985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阿特伍德显然意识到，她当年在小说中埋下的那对未来的恐惧正在渐渐变成某种“现实”。

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作家或文学的某种成功，它的预知能力，它对实事的洞察力，以及它建立在虚构之上的内在真实性，是其他的文艺载体难以企及的。但如果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否也可以认为，这也导致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更以目的论为导向的合谋关系呢？文学真的需要与现实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吗？

我们可以在《证言》中感受到一种磅礴气势，以及作家对她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的强大把控力，因此我们也难以察觉小说中那些具体人物的内心世界，她们的心理活动被处理得相对简略，为的是能更好地为小说的价值走向服务。相对于《使女的故事》，《证言》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单薄，乃至过于标签化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几乎荡然无存。

过于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往往只能止步于观念，而《证言》的危险就在于过分沉溺在对政治观念的推演。虽然作家寄希望于通过小说的叙述方式来让笔下的这些人物具备“目击者”的丰满内心，并以此成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但事实上，他们仍然只是一个个承载作者观念的容器。

阿特伍德本人深谙极端统治中观念先行的可怕后果，然而当她希望通过写作来反抗这一可怕的后果时，是否能够避免将自己创作的文本也当作一种观念的载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