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出《人生拼图版》这部名作前，乔治·佩雷克早就跃跃欲试，对文学实验有种“偏执癖”。《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后文简称为《庭院深处》），书名听上去就是古怪之作。就像《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一样，足够引发不明就里的好奇心。我想，如有新人写这种新作，大概率会被认为是“混乱之作”。我们的纯文学期刊，出版社也许都不愿搭理(即使有个栏目叫“文本探索”，估计也不会刊发）。它超越小说的某种限度，就像建筑物一定有其承压的极限。

乌力波成员（乌力波是一个国际写作团体，1960年提倡于法国）天生就像文学界的试飞员，测试写作的极值：譬如故事“飞”到何种程度，就会面临瓦解垮掉，被玩坏。他们的实验停在小说危楼将倾的时刻（当然你也可美化说什么“顿悟的时刻”)。然而，我看作家已经搞得一片瓦砾。佩雷克这部早期小说是不是杰作，还是存疑。但它是冒险之作，大胆之作，却是显然。我想其意义在于：文学戏耍，小说调戏，冒犯读者，也摧毁故事。文学创作，一定要一本正经追求秩序和意义吗？佩雷克觉得没必要，文学可以回归游戏和娱乐。

一 

《庭院深处》的故事轮廓是一个不知具体名姓的法国士兵，不愿去阿尔及利亚作战，绞尽脑汁逃避应征，最终还是被推送战场。这或许是个反战故事，它和《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有相近反讽，对残酷真相有闹剧式消解。但又不仅如此，佩雷克的叙事是癔症式，反常化和偏执性的。这个故事并非一个正常叙事者在批判，而是直接暴露出战争造成的“患病叙事者”。前者完全可以靠正剧来设计，后者就只能靠滑稽剧、闹剧来捣乱了。

表面看，小说选取了一段卑微琐碎的个体经历，以局部视角写士兵精神意识。实质上，佩雷克是用高度的匿名性、集合化，表述战争中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不晓得卡拉XX到底是谁，他的名字就是任意性，其身份就是可能性。这也暗示人物背后是群体符号，一个卡拉XX有几十个异名。“他的名字是卡拉曼利斯，或者类似的东西：卡拉沃？卡拉瓦施？卡拉库韦？总之，就是叫卡拉XX。”他可能是抽象艺术家，摔跤运动员，高级长官，“不过眼下可以肯定，他的确是位军人”。

这是同一个人物吗？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卡拉”在意识上有连续性。自我存在的依据，总建立在意识的连续体、统一体之上。一个人不能昨天犯了罪，今天不认，狡辩那是昨天的他所为，与今天的他无关。但同时，“卡拉们”又可以说是集合名词，不定代词——它指向军团所有人，他们从不同职业都变成了士兵。他们的情感大多共通，如对家庭生活难以割舍，那里有爱人、屋子、哥们儿和书房。以至于作家把这些意象颠来倒去，车轱辘话没完没了。最核心的细节则是中士亨利·波拉克那辆叮当乱响、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它甚至停放在书名里。初看我匪夷所思，但细想发现：自行车就是联结军营和家乡“双重生活”、维系念想、进行折返的唯一工具。

正如亨利·波拉克的名字随时颠倒，军团里有一批同类——颠三倒四的怪人。“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都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一直聊到深夜，有着超前的思维。”压抑、机械与重复，生产着无聊。作家用反话描述军队的“美好生活”，用大量赘生语言，对日常进行表象。“喝常温啤酒，喝小瓶的葡萄酒”，“抽烟，抽烟把儿，抽烟屁股”。有意的错误拼写，人名戏谑，也在暗示那个时代精神的反常错乱。

二 

佩雷克尽情对指挥部大加恶心嘲弄，对不义战争、军团长官和小丑政客，嗤之以鼻。“让我们用鲜血去浇灌非洲的崇山峻岭——那里业已成为法国国土，载入光辉的法国史册。”“崇高”的决定之下，掩藏的是愚蠢的野心，它伪装成荣誉的说辞。接着又是饶舌的反复：波拉克的哥们儿卡拉施梅茨，有个深爱的姑娘，他要留在法国，在姑娘怀抱里，“不想去北非的山间玩耍”。

我们终于在一堆闹心叙述中，看到小说动机与诉求——逃避应征，拖延时间。“从我身上碾过去，撞断我的脚，让我永远无法再去杀人……暂缓应征……是的，这段时间我会在深爱的姑娘的床上度过，我们等等再说。阿尔及利亚人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那时候说不定会签订和平协议。”这样，你就发现佩雷克如何把故事意图和修辞同构起来。因为故事人物需要这种停摆，无限延迟，缓兵之计。所以，作家用癌症一样的增殖语言进行配合，造成叙事迟滞。

小说在行动中继续摇摆犹疑。到底是撞断腿，打断胳膊，还是吃药搞坏脑子来逃避应征，选择耗费了后半部大量精力。军医并不好糊弄，“精神分析委员会”也有一套监控的分析话语。作家一边揶揄弗洛伊德主义的信徒们，同时也在批判这种机构的“非医学”功能。“我们觉得把你的大脑弄出病来，或许不是个坏主意，你吞下几颗药片……你见了人就想吐。你看起来像是试图自杀，军人不喜欢这样，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对部队的士气不利，于是你就要去看精神科医生，接受改造，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佩雷克蔓延着各式假想，推演各种可能后果与结局。这些哥们儿竟会戏仿大会商讨、提案与决议的程序，来制定荒诞计划。不同人意见纷纭，呈现出的“杂语”面貌，给故事推进再添干扰。作品也显露出一位讽刺小说家、幽默小说家的行当本色。“他似乎没有什么手势和面部表情，看上去像个聪明的当地人，就是1908年9月11日阿蒂尔·德·布干维尔在里昂火车站下车后会向其问路的那种人。”“卡拉瓦热是个单纯的人，如今这种人已经停产了，他身上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他诞生于某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所通用的社会标准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忠诚。”

而另一面，是小说极端的实验性，表现为游戏式的逃避，事故化的处置，叙述的病态拖延，促成目的之达成。在故事两部分的间隔，佩雷克有意和读者说话，“想在这里休息一下的读者，可以休息一下。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一流作家所说的自然连接处。”这个突兀打断之后，是要点梳理，前情回顾。作家显然是想戏弄小说必有主线的“规则”——它源于“一流作家”的教谕。他还声称，自己不知道小说要如何收尾。这种自我消解，延伸到叙事和指代，其质疑、设问抑或循环指涉，造成错乱、过敏和歇斯底里症的假象。“这里确确实实是指”，“此人是谁”，“我们就是他的哥们儿”，“指的是我们，也就是亨利·波拉克的哥们儿”。

作家在双关和隐喻中，藏匿了他对那场战争的清晰态度。这很难察觉，因为他以物的描述，比类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这张桌子是乡下来的，它显然不习惯广阔都市的纷繁文化；因为来自乡下，它有时还保留了对游牧文化的向往，偶尔让人担心；一开始，它对我们表现出了执拗、沉默且十分有效的敌意，所以我们等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我们对它耐心、温柔但又坚定——我们从来没有粗暴对待它，请放心——它才听顺于我们，并且永远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 

佩雷克是破坏力极强的作家，就像孩子的创造性，往往源于破坏欲。破坏是动手能力，是实践，也是生命能量的消耗。《庭院深处》把原本一句话能说清的故事要素，活生生写成一本小说，依赖的正是过剩精力。孩子初学作文，都有一种乏味练习——扩句与仿句。这种练习能无限扩展成文，还能仿造句式结构，增殖无数句子。它的本质是废话练习。只有先当话痨，多说废话，才会走上写作之路。

它从本质说明，任何文本都是一句本文衍生的无限异文。《庭院深处》把废话艺术发展到极致。有人自然会揶揄，废话也配谈艺术？因为，佩雷克把废话作为一种修辞，反复“滥用”，造成了艺术后果。“作者在上面的文本中辨认出的花饰和修辞点缀——确切地说，此处指变换反复和句子并列。”让我们重视全书的“索引”，它是小说的密码簿，揭示所有使用过的代码真相。其功能近于提示一个迟钝观众，相声的包袱；指给一个穷鬼，是什么奢侈品牌；暗示一个脸盲者，美女好看在哪里。不去看索引，没几个人会晓得他怎么折腾，那么佩雷克想必会失落。

这个至关重要的索引，顶得上整部小说。完全可以反向逆推，大胆阐释，索引就是全部主题，故事不过就是这个“修辞诡计大全”的实操，是风格的练习。甚至，我激进地认为，故事本身意义并不大，但这个故事能汇聚书写里的各种病症，意义就太大了。《庭院深处》就像一个“超级病人”，携带各种亚型和变异。这几页索引就是超长病历。佩雷克的意图是列举修辞的常态与病态。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大类：错误、混乱、匮乏、赘生、矫揉造作和语音偏执狂。

至于，大量文字和修辞游戏到底给阅读带来娱乐还是烦躁，佩雷克从来不管不顾。我不喜欢那些吹捧佩雷克的文章，想必佩雷克也厌恶那些序言，他或许会说，“什么时候我的小说沦落到你们也来美言的地步了？”他的小说更适合躺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发出自赏的笑声。其真正读者，从来只有自己。这目无读者的人呀！但我依然写下评论，源于向他投以某种“敌意”——他让普通读者忍受烦躁混乱，却使诸多“评论家”发出赞誉。这并非说明评论家这样的“物种”，比一般读者眼光高明多少，只是由于他们好读艰深，有种不俗的受虐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