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The Voyage Out）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一个商人的女儿瑞秋·温瑞斯坐船来到南美洲殖民地某个虚构的度假胜地时所发生的故事。在船上、在南美洲，她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逐渐摆脱了她在小说开始时所处的蒙昧状态，对广阔的人生有了初步体验。小说的英文标题“The Voyage Out”精妙地把握住了主题：既指一个人初识世界，又指小说所描述的这一群英国人离开英国，离开欧洲——“旧的世界”（The Old World），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来到“新大陆”。伍尔夫这样描述出航时的情境：“他们离开坐落在泥土之上的伦敦⋯⋯他们不受路的束缚，不受人类的束缚，一种共同的为自由而喜悦的感觉传遍了他们中的每个人。”“欧洲变小了，亚洲变小了⋯⋯”这一段去往新大陆的航程，是在与既有的文明保持一段距离的地方，重新审视过往的生活，探索现代生活新的可能性。同时，作为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The Voyage Out”也仿佛象征着她作为为小说形式带来极大革新的艺术家，踏上寻找自己独特的领域与才能的旅程。

从文类的角度来看，《远航》有些类似于一部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表面上情节的重心是瑞秋遇到的各种人给她带来的精神成长。叙述一个年轻女孩如何步入社会的小说十分常见，但通常情况下，成长小说不会以主人公的死亡作为结尾。而在《远航》中，瑞秋与休韦特订婚，几个星期后突然发起高烧，生病死去。对于此处的情节陡转，有学者根据伍尔夫的早年经历给出解释：由于她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受过同母异父的哥哥们的侵犯，身体上的亲密对她而言充满矛盾，婚姻有污秽的一面，所以瑞秋充满幸福的订婚引向她的死亡是符合逻辑的。她拥有了爱情的亲密，而免受污秽的一面。而本文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解释这个结尾，从而获得对瑞秋这个人物更深刻的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

瑞秋是一个难以被定义的主人公，缺乏明确的性格特质。实际上这部小说里几个主要人物，如瑞秋的姨母海伦·安布罗斯、瑞秋遇到的爱人特伦斯·休韦特、休韦特的朋友圣约翰·赫斯特等都是如此，他们就像你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复杂的人（实际上，根据伍尔夫的书信，他们在现实中也都有原型），虽然你大致清楚他们的脾气性格，但你猜不透他们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或者环境会有什么想法，当你以为你很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理活动却会使你感到惊讶。《远航》里几乎没有传统小说中类型化的人物，在阅读过程中，你仿佛走进这些人物组成的一个小圈子，生活在他们中间，更确切地说，是游走在“现实”与各个人物的意识里，观察现实，也体验他们所体察的现实。正因为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是流动而非静止的，所以阅读——获得他们的生命体验——永远有新的可能性。在一封写给利顿·斯塔奇（Lytton Strachey）的信里，伍尔夫试图解释《远航》：“我想做的是使人感到一种宏大的混乱，这混乱就是生活本身，尽可能多元和无序，这种生活的感觉会在某一时刻被死亡打断，然后会再次继续——并且这个整体会有一种规律而受到控制。”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创作理念，小说充满各种各样的支线情节，或者说，作者不惜笔墨带读者走进一些次要人物的意识，规律就隐藏在许多人的生活、他们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某个特定人物的故事，而是努力在这许多经验所汇集而成的生活的海洋里，寻找到规律与价值。

让我们从瑞秋开始。她跟随父亲搭乘他的一艘货船前往南美洲，她父亲的生意涉及欧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此行是为了做生意。她的姨夫姨母安布罗斯夫妇也受邀搭乘这艘船，去往南美洲一个虚构的小镇圣玛丽娜度假，在那里他们会租住一间属于姨母海伦的兄弟的别墅。瑞秋的母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忙于工作，打造了一个拥有许多艘远洋货船和工厂的商业帝国，最终目标是走入政界。她与她的两个姑姑住在里士满，过着规律而一成不变的生活。她读的书全部经过父亲和姑姑们的审查，没有任何潜在颠覆保守观念中一个淑女的“道德”的书能进入她的视野。海伦发现，由于父亲思想极为保守，瑞秋受的教育简直荒诞可笑，以至于她24岁尚完全不知男女之事。她决定把瑞秋带到圣玛丽娜，自己接手瑞秋的教育，让瑞秋知道怎么做一个有理性的人。

小说前半段的一个小高潮，也是第一件改变了瑞秋的生活与她对生活的看法的事，是一个来自中年政客达洛维先生的吻。达洛维先生失去了在议会的席位，于是带着妻子在外游历，寻找能够为国家出力的机会。达洛维夫妇搭了一程瑞秋父亲的船，在船上住了几天，来去匆匆，之后这两拨人再也不会见面。瑞秋喜欢听达洛维先生谈天说地，他也愿意跟她聊天，甚至向她推荐了爱德华·伯克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讲话》。一次偶遇，达洛维先生来到了瑞秋的房间，对瑞秋说：“做一个女人是多奇怪的事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让整个世界臣服在她脚下。这是真的，温瑞斯小姐。你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善良的或是邪恶的。你为什么不能——”他没说下去。“什么？”瑞秋问道。“你有美貌。”他说。船突然往前冲了一下，瑞秋也有点往前冲，达洛维先生于是把她揽入怀中，吻了她。吻毕，达洛维先生说：“你诱惑了我。”

在海伦看来，那个吻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男人对女人有欲望是很自然的事，没必要为一点小事大惊小怪。海伦对瑞秋说，她必须接受事情就是这样；要想跟男人交朋友，必须承担一定风险，不过她笑着表示，她觉得承担风险是值得的，她并不介意被亲吻，虽然达洛维先生使她感到很无聊。但对瑞秋而言，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很大冲击：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是她不能单独散步的原因，她第一次感到她只有一次的生命仿佛是一个蹑手蹑脚的、被树篱保护起来的东西，在高墙之间谨慎地行走，在这里转到旁边，在那里一头扎进黑暗中，被弄得永远沉闷、残缺不全。她不禁叫起来：“男人都是野蛮人！我厌恶他们！”

瑞秋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为了男性欲望的对象，她虽然不反感被亲吻，还曾经觉得达洛维先生极为有趣（有必要指出，更有阅历的海伦觉得达洛维沉闷又自命不凡），但她本能地抗拒着男性欲望给女性带来的封闭处境。瑞秋的这个发现，从表面上看只能说明她之前极为幼稚无知，往深处想，却揭示了几百年来中上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为了躲避男性欲望，或者说因为统治她们的男性要将她们隔离于普遍的男性欲望之外，她们只能被封闭、隐藏起来；又因为男性为她们制定了所谓的“道德”，出于她们的“道德”考虑，对文化中有颠覆性的内容进行控制，同样走向封闭的还有女性自身的欲望。

这个吻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两性的讨论，却为瑞秋和海伦的沟通打开了一个契机。以此为开端，瑞秋在海伦的帮助下踏上了理解自己、成为自己的旅程。海伦认为达洛维夫妇不是一流的人，但要想有识人之明，必须靠自己去找答案。她问瑞秋：“你觉得我缺少同情心吗？”瑞秋想，海伦难以理解的点主要来源于她们之间差了将近二十岁，于是她说，海伦并不缺乏同情心，不过有些事情她不能明白，这也是当然的。海伦说：“当然。所以你现在可以做你自己。”这句话仿佛为瑞秋打开了一扇门。书里对瑞秋的觉醒的描写十分动人：她对自己性格的想象——她作为一个永存的、与其他事物都不同的、不会被其他事物吞没的东西，像海洋，像风一样——在脑海中闪现，使她为活着这件事而非常激动。她结巴着说：“我可以做我⋯⋯.我⋯⋯.我自己，不用管你，不用管达洛维夫妇，不用管我父亲，我的姑姑们，不用管所有这些？”“这些都不用管。”海伦严肃地说。接着她向瑞秋建议，她可以跟他们夫妇一起去海边的小镇住一阵。

在南美洲，瑞秋与海伦和她的丈夫住在一幢别墅里，度假小镇还有一座酒店，也住了不少来自英国的旅客。于是一个小社交圈就由一座酒店和一幢别墅组成。海伦和瑞秋认识了两个住在酒店的年轻人，特伦斯·休韦特和圣约翰·赫斯特。休韦特是个绅士的儿子，没有固定的职业，正在写一部名叫《沉默》的小说。瑞秋和休韦特相爱并订婚的原因，似乎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一旦分开就觉得谈话受到了打断。

他们都喜欢观察人，而且这种观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却有对普遍接纳的事实的批评精神。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发生在一次野餐时。休韦特在观察其他人，他的目光落在瑞秋身上，瑞秋盯着她面前的一排人，眼神有点忧伤，却不十分专注。他感到她有可能正有和他一样的想法。他拿着一片面包来到她身边，问她：“你在看什么？”她有些惊讶，却直接答道：“人类。”休韦特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从女性的视角观察世界，他说自己和其他必须强挤猛撞来挣钱养家的男人不一样，他每年有六七百英镑的收入，并且“感谢上帝，没人把一个小说家当回事”。他对男性的世界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男性对生活的概念简直是个奇迹——法官、公务员、陆军、海军、议会、市长大人——我们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啊！看看赫斯特，他每天都会跟我讨论他到底应该留在剑桥还是去成为一名律师。那是他的职业——他神圣的职业。如果我听这个听了二十次，我确信他的母亲和姐妹总听了有五百次。你能不能想象，他的姐妹被叫出去喂兔子，因为圣约翰必须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圣约翰在用功’，‘圣约翰想要他的茶被端过去’。难怪圣约翰认为他的事至关重要。确实，他需要挣钱养家。但圣约翰的姐妹，没人把她当回事，可怜的人。她喂兔子。”瑞秋说：“是的，我喂了二十四年的兔子；现在想起来感觉有点奇怪。”在这里，熟悉伍尔夫的读者仿佛能瞥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著名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的影子。

正如小说中另一个年轻女人说的，休韦特“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在这段对话里，他本能地采纳了女性的视角，从而激发了瑞秋对自己过往生命的审视。他问瑞秋如何度过一天，于是瑞秋向她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还有她的姑姑们的生活。小说通过瑞秋之口叙述了长长一篇属于中产阶级老处女和未婚女孩每天规律而琐碎的日常事项，还有她们居住的沉闷而没有个性的屋子。难得的是，休韦特说自己从未对什么事情如此感兴趣过。他说，他经常沿街走，街上是一排住人的房子，那些房子每一间都长得一模一样，他非常好奇女性在屋子里做些什么。“想想看，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初了，直到几年前还从没有女人自己站出来说过话。好几千年来，在背景里一直持续着这奇特的、沉默的、未被表现的生活。”“奇特的、沉默的、未被表现的生活”——这个短语说出了伍尔夫作为小说家的野心。从《远航》开始，她的作品展现出女性不受关注的生活，也展现出传统的文学形式所难以表现的、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独属于个体的生命体验。

此前，瑞秋与达洛维先生也谈起过平凡女人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达洛维先生说，他从不让他的妻子谈政治，是因为人“不可能同时进行战斗和保持理想”。他能保持他的理想，是因为他能够在晚上回到家，看到他的妻子在一天中走亲访友、跟孩子们玩、处理家中琐事，她所拥有的幻象没有被打破。她因此给他勇气，从而能继续在政治生活中劳心劳力。女性，精致而富有高雅趣味，日日闲暇——达洛维夫人成为了达洛维先生脑海中象征父权社会所谓“理想”的符号。而瑞秋却向他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某个地方有个老寡妇呆在她的房间里，让我们假设是在利兹的城郊。你在伦敦将生命花在讲话、写东西、使议案通过这些事情上，却错过了看上去很自然的事。最终的结果是，她能在橱柜里找到更多一点儿的茶，多几块糖，或是少一点茶和一份报纸。我承认整个国家的寡妇都在这么做。但还有这个寡妇的思想——她的情感；这些你不去触碰。但你却浪费了你自己的。”瑞秋指出了达洛维对自己、对他人的情感世界彻底的忽视，达洛维却回答说，他想象不出有比做帝国的公民更高尚的目标了，他将帝国描绘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要将一个精瘦的黑衣寡妇朝着窗外凝望、渴望着有人说说话的形象，和一个庞大的砰砰作响的机器的形象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瑞秋和达洛维先生的交流失败了。帝国机器的齿轮看不到人还有充满情感与渴望的世界，而瑞秋和休韦特则由于共同的对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关注、对现实的反思而走到了一起。

在一场去往丛林深处寻访原始村落的旅程中，瑞秋和休韦特吐露心声并订婚了。如果伍尔夫仅仅想讲述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的爱情故事，那故事完全可以在瑞秋和休韦特订婚时结束；但紧接着，伍尔夫描写了这一队欧洲人在原始村落中的情境：村民们先是盯着他们看，但很快就不再注意他们了，他们被吸收了进去。唱歌的声音响起，调子上升了一点又下降了一点，停留在相同的低而忧郁的调子上。这情景使他们感到非常冷而且忧愁。休韦特说：“这使我们显得无足轻重，对吗？”瑞秋表示同意，她说，这些坐在树下的女人、树、河流，这情景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永远。瑞秋和休韦特走了没多久就开始再次向对方保证，他们彼此相爱，非常幸福而满足，但“为什么陷入爱河是这么痛苦的事？为什么幸福中有这么多的痛苦”？海伦也暴露在对灾难的预感中，走在树林中的人看上去很小，他们的肉体与高大的树木和深深的水流相比显得非常脆弱，轻易地就会破损，让居于其中的生命逃逸出来。她将目光焦灼地集中在那对恋人身上，仿佛这样做她就能在他们的命运面前保护他们。

除了命运无常之外，瑞秋和休韦特的感情也不是完满的。仅仅拥有休韦特的爱，对瑞秋来说是不够的，她还渴望很多东西——“大海，天空”。小说多次将瑞秋描述为自由的：她与休韦特讲起女孩子的处境和她的感受：“没有人在意她做什么...但这正是我喜欢的。我喜欢走在里士满，对自己唱歌，知道这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我喜欢旁观事情如何发生，就像那个晚上我们看得见你，你却看不见我们——我爱这种自由——这就像成为风或者海洋一样。”

瑞秋对生活的兴趣本质上不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一点在她订婚之后的一个瞬间也变得非常清晰：她和休韦特坐在酒店的大厅里等着即将一同喝茶的其他人，休韦特半梦半醒，她坐在休韦特身边，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她想到：“或许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事物组成某种样式不仅仅是为她，而是为了他们，在这个样式里蕴含着满足感与意义。”当她回首往事时，她能够看到在姑姑们的生活中、达洛维夫妇短暂的拜访中、父亲的生活中，显然有某种意义。她看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的确定性也让她充满了舒适的感觉。在那一瞬间她游离在生活之外，仿佛生活再没有她那一份了，她想她能接受任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由此，瑞秋的教育达到了完满，她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也发现了其他人生活的意义并不依赖于她而存在，他们的完满却也能使她感到满足。

圣约翰说，爱似乎能解释这一切。不过瑞秋认为，这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不是休韦特对她的爱。尽管她即将嫁给他，与他共同生活好几十年，与他争吵，与他亲近，但她依然是独立于他之外的，独立于一切之外。“是爱让她明白这一切，因为她在与他坠入爱河之前从未体会过这种独立、平静和确定性，或许这也是爱。”伍尔夫开辟出了新的一种“爱”，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爱”的主体往往是男性，因为亚当需要伴侣，所以上帝创造出夏娃。但这种爱的主体却是女性，不带占有的欲望，也不局限于她的恋人——恋爱中的瑞秋将对一个男人的爱延伸到了整个世界。

回到本文开始时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结尾时，瑞秋会连发好几日高烧然后死去？她死前的各种幻觉象征着什么？首先需要指出，对于休韦特而言，在瑞秋临死的时刻，他感到极大的平静，他和瑞秋似乎在一起思考，他似乎既是瑞秋又是他自己，当死亡到来时他觉得这是幸福、完满的幸福，“因为他们现在拥有了他们一直想要的，一种在他们都活着的时候不可能完成的结合。”“他们拥有了永远无法被夺走的东西。”直到他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将再也见不到瑞秋时，他才痛苦地叫喊她的名字。

瑞秋死前的幻觉是非常难解的一段。在被达洛维先生亲吻之后、在与海伦谈论这段经历之前，瑞秋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沿着一个长长的隧道走下去，隧道逐渐变窄，直到变成了一个地下室，她发现自己被困在了里面，无论转向哪个方向，四周都是砖头。与她关在一起的是一个小小的、畸形的男人，蹲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他背后的墙上，潮气结成水珠滑下来。这个梦之后在瑞秋重病时又重新出现了，这次她梦见自己走在泰晤士河底的一条隧道里，有一个小小的畸形的女人一直坐着玩牌。墙壁渗透着潮气，那潮气凝结成水珠沿着墙壁划落。

如果畸形的男人的意象与达洛维所代表的父权社会和殖民体系存在某种联系，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将畸形的女人与觉醒后的女性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小说中的另一个年轻女性，伊芙琳，一直对过去伊丽莎白时代殖民者的生活心怀向往，渴望能够建功立业，而不仅仅被认为只是个好看的年轻女子。然而她的雄心总是伴随着困惑与迷茫，小说对她的描写有时甚至能读出反讽的色彩：一旦落实到实际行动，她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发起一个俱乐部”，一个为了“做事”的俱乐部，“确确实实做事”。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比婚姻更多，可能也做不到在意一个人到愿意嫁给他的地步，并且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却还是许多次被求婚、被失落的求婚者亲吻。更令人忧虑的是，即使伊芙琳真的有非凡的行动力，能打破环境对女性的束缚，后果可能也不十分完美——她在思想上也非常接近殖民者，十分天真地想着如果她是男人，她要召集起一支军队，征服一片伟大的领地，然后使它变得十分辉煌灿烂。如果说瑞秋本质上是生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像作者伍尔夫一样，那么她梦里的畸形女人很有可能代表了她和作者对女性命运的焦虑。作为旁观者的瑞秋的一生已经达到了完满，作为潜在的行动者的伊芙琳该怎么办？想要做事情的女性，是否能摆脱教育、社会环境带来的种种限制，真的做些什么？她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能沦为父权社会和殖民体系的帮凶？瑞秋死去这一幕，向读者展开了驶向未知航程的许多可能性，不乏令人恐惧之处。尾声，则是一场暴风雨后，劳累许久的圣约翰·赫斯特在酒店大厅里沉沉睡去，他的眼前走过一系列人影，是收拾起随身物品、准备睡觉去的人们。不管人有怎样的喜怒和悲欢，日常生活的河流依然流淌。

参考文献 

1.Frye, Joanne S. “The Voyage Out: Thematic Tension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6, no. 4, 1980, pp. 402-423 

2.Sellers, Susa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UP, 2010 

3.Woolf, Virginia. The Voyage Out, edited by Lorna Sage. Oxford UP,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