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9年（日本天文18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沙维尔（Francisco de Xavier，现通译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伊集院城（今鹿儿岛县日置市）等地宣讲基督教，旧约圣经的故事在日本各地流传开来。[1]随后在1553年的圣诞,修道士席尔瓦·胡安德（Silva Juan de）四处朗读旧约圣经里有关人类的创造和原罪、诺亚洪水、约瑟的话、摩西出埃及记等篇章。[2]1579年首度踏上日本土地的意大利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积极推动适应日本文化的传教方式，譬如在日式的教堂里设置茶室等等[3]。旧约圣经的部分章节译成日文，其宗教思想逐渐被处于社会底层的日本民众所接受。1587年丰臣秀吉以“日本乃神国，岂容基督教国之邪法”为由颁布“驱逐神父令”[4]，并于1596年将弗朗西斯科会的26名教徒处以极刑[5]。为了防止日本信众大规模暴动，江户幕府于1612年颁布禁教令，严禁基督教国家人员和曾有逗留海外经历的日本人进出日本。1639年日本正式进入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期，从此，圣经在日本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末期，日本的圣经研究仍然处在一个人的“婴儿阶段”或“幼儿园时期”。[6]阅读人群基本上就是日本基督徒和传教士，圣经入日之路异常艰难。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快追随西方的步伐。圣经，这一西方经典被正式纳入学习西学的日程当中。1876年以外国传教士为主要成员的东京圣经翻译委员会成立，后有美国长老会的戴维·汤普森等人的加盟最终于1888年将圣经内容全部译成日文，命名《旧约全书》，也称“明治元译圣书”。[7]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圣经在日本传播得非常广泛。仅从1890年到1898年，圣经或部分圣经在日本就发行了75万册。当时日本只有四千万人口。接下来的几年，在横滨、名古屋等城市，出现了挨家挨户推销圣经的局面，几乎每家都有节本圣经。年销量大约十万册，读者群也发生了变化，不光是基督徒，而且包括了试图了解基督教的读者。伴随着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武加大版本圣经（Biblia Vulgata）被翻译成日文，当然有些内容显然参考了英文版本。

最初，日本的圣经协会（Scripture Union Japan）做了一些简要的圣经学习的推介工作。这个学会成立于1883年马丁·路德诞辰四百年之际。每年出版一个小册子，规定当年每天需要阅读的圣经内容，并且富有一些规则。该协会每月出版一篇文章，谈对圣经的评论，并对难以理解的段落加以解释。对于传播圣经知识，并且进行简单的学习（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其阅读范围主要限定在《新约》方面。按照迪尔令（John L. Dearing）的说法，是人们对于《旧约》的内容不感兴趣。[8]1893年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编述的《贞操美谈路德记：一对婆媳姑的福音》由警醒社书店出版。该书通过旧约路德记里婆媳二人“摄理的教导”、“贞女的谦退”、“贫者的教养”、“贱妇的荣誉”等篇章的介绍，倡导美德和贞操带来的荣誉。[9]直到1895年左右，日本的圣经协会才在阅读篇目中加进了《诗篇》的内容。

20世纪，日本的圣经研究逐渐成熟，并发展为一门学科。1900年10月3日由内村鉴三发起的《圣书之研究》创刊，成为日本最早的圣经杂志。在创刊号里，内村鉴三亲自执笔了“感话”、“说教”、圣书的“讲话”和“研究”等文。1903年8月由山田丰彦主编的《旧约圣经解题》由教要社出版，这本只有70余页的小册子用汉字标出旧约各章节——“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复传律例、约书亚书、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前后书、列王记上下书、历代志略上下书、以士喇书、尼西米书、以士帖记、约白记、圣咏（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书、约耳书、亚么士书、阿巴底书、约拿书、米迦书、拿翁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基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分析，对于20世纪的日本圣经研究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07年今泉真幸著《旧约圣经文学一斑》出版。全书分为旧约全书的梗概、最初的六书、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略、大小预言书、诗篇、箴言、约伯记、历代志略、以色列史及旧约文学史的梗概十个章节，在序言中阐述“旧约圣经研究的利益、学术研究的必要、旧约圣经的历史研究”，在结论部分总结“旧约圣书、以色列民族、希伯来宗教的特色”。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一，它是由日本人所著的旧约圣经研究；二，作者将圣经放置于文学领域进行解读。1914年落合吉之助所著《旧约圣经撒母耳前后书注释》由日本圣公会出版，著者对撒母耳记做了详尽的注释，该书的贡献在于对旧约圣经具体篇章的注释为后人的圣经研究提供了方便。

之后，相继出版的研究专著有：宫川巳作《现今的旧约圣书》（1927）、松田明三郎《爱国心和基督教：旧约圣经的爱国诗人》（1939）、植松英雄《旧约圣经的女性》（1952）、山中峰太郎《荒野中树立的火柱：旧约圣经故事》（1958）、小出正吾《旧约圣经故事》（1964）、田中澄江《在爱中生存：旧约圣经中的女人们》（1976）、岩谷元辉著《内村鉴三：关于其新旧约圣经注解的疑问》（1989）、小屿润《旧约圣经的时代：其中讲述的历史和宗教》（1995）等。尤其在战后，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研究经费的充足，圣经研究在日本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对《旧约圣经》进行文本细读、批判，从各个角度进行考察、注释、讨论的日本学者众多，其中以浅野顺一、关根正雄、关根清三父子和山我哲雄等人较为活跃和突出：

浅野顺一（1899-1981）曾留学英德两国，系统地学习圣经学，著有《诗篇 古代人之心》、《旧约圣经与现代》、大思想库《旧约圣经》等。所著《旧约圣经》一书于1936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全书共分六章，分别从旧约圣经的意义和价值、旧约圣经的正经性（Canon）、律法的意义及其发展、预言者和预言文学、诗歌、教训和默示等方面对旧约圣经进行阐述。浅野顺一首先肯定旧约圣经在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并强调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根基的旧约圣经的文化史意义。“旧约的神一方面是对人类历史极为关心的全世界的神，另一方面雅赫威也是以色列的神。此神与此民之间有着特别的契约关系，因此两者紧密相连。……旧约圣经虽然记录的主要是以色列人民的历史，然而在此选民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神业，就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而言，都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旧约是神指导的缩图。”[10]他认为旧约的伦理是神圣的神对义的要求，旧约的历史既是审判的连续也是拯救的历史。“旧约的宗教并没有在巴比伦之囚事件之后便全然脱去该国民的宗教意识。换言之，以色利人的宗教观念建立在一种团体的意识之上。旧约与新约有着历史必然且本质的联系，然而在欧洲的历史上由于自古以来的种种理由，旧约屡屡被排斥在外。我们首先要搞清旧约写作的目的。它不是科学探究的记录，也不是哲学教科书，更不是严密的历史记述、近代历史记述。圣经首先是以向我们传达神的旨意，让人们信仰为目的的。”[11]

关根正雄（1912-2000），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受内村鉴三的熏陶。1939-1945留学德国，以研究旧约神的论文获得神学博士。著有《旧约中神的独一性》、《旧约圣经其历史·文学·思想》、《以色列宗教文化史》、《约伯记注解》、《诗篇注解》（上下）、《旧约圣经文学史》（上下）等。译有《旧约圣经 创世记》、《旧约圣经 撒母耳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旧约圣经 出埃及记》、《旧约圣经 约伯记》等系列。由岩波书店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的《旧约圣经文学史》上下两册可以看作他一生研究旧约圣经最重要的代表作。在上册他分别从研究史概观、学问的诸前提、旧约圣经文学史的方法、旧约圣经文学的发生、家庭共同体的文学、部族共同体的文学（摩西时代、联合成立之前）、部族联合公共体的文学、国家共同体的文学（历史记述、救济史家）等章节将“文学类型研究”放置于旧约圣经的文献学研究当中，认为“文学类型研究”与“旧约圣经绪论”等旧有形式不同，“文学史”要素自然会引入到现代的“旧约圣经绪论”当中，这一变迁不可避免。其实对旧约圣经文学史叙述根本意义上的困难在于旧约圣经所包含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算是“文学的”，或者说旧约里的“文学”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即便如此，文学史叙述对于旧约圣经研究来说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研究形态。在上册的前半部分讨论圣经文学的方法论，论者从希伯来语的音声、音律、韵律的文艺学观点出发详细地对旧约文本进行考察，说明以赛亚其实是一位听觉敏锐的诗人。[12]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圣经文本中出现的词句反复也是一种抒情的文学表现形式，预言者如何以‘启示文学’的形式，在激发灵感的状态下从神那里听取旨意。”[13]另外，关根正雄注重文学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分析认为：“旧约文学根本的风土环境背景就是沙漠。”[14]大致将旧约文学形式分为“预言文学”、“默示文学”、“智慧文学”、“祭司文学”、“物语文学”这五大类[15]。在下册具体对雅歌、诗篇、申命记进行文本细读，并对智慧文学、预言文学、默示文学、祭司文学和物语文学这五类进行逐一解释。

关根清三（1950-）是关根正雄之子，子承父志，对旧约圣经进行多角度研究。1989年博士论文《旧约里的超越和象征——解释学经验的系谱》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著有《旧约里的超越和象征——解释学经验的系谱》、《旧约圣经思想24断章》、《伦理思想的源流——希腊和希伯来的情况》、《伦理的探索——从圣经出发》、《旧约圣经和哲学——现代发问中的一神教》、《希腊·希伯来的伦理思想》、《亚伯拉罕的以撒献祭物语》等，1987年获得和辻奖，1998年获得第88届日本学士院奖。除了文学分析的方法，他尝试提出运用哲学方法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在由岩波书店2008年出版的《旧约圣经与哲学——现代发问中的一神教》一书中，他关注哲学对旧约这一经典的解释，尝试构建旧约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话。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将以往的历史方法归类为“遵循匿名解释者的一般方法”[16]，强调所谓的客观即历史意义规定等等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通过旧约圣经和哲学的关系、旧约思想和现代的关联以及预言者和救济论的内外三部分对传统意义上对旧约圣经的历史学解释方式提出质疑，他以“摩西十诫”为例，认为哲学解释可以弥补历史学解释的缺陷，即挣脱狭隘的视角，将旧约圣经的解释推至更为宏观的广义视域中来。例如第六诫，按照历史学的观点分析是“不要杀以色列人”；如按照哲学来说，则应该是“不要杀人”。一旦这种哲学思维的分析方式得以成立，那么对圣经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另外，如何理解旧约当中一神教的神灵超伦理的行为等等，都可以用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他坚持：“圣经，说到底是通过人和神的关系来探究人的真实价值。太过执着于‘事实’的历史学解释，难免剑走偏锋，出现龃龉的情况。”[17]

另一位专攻旧约圣经学的学者是山我哲雄，代表作为《圣经时代史》。2013年出版《一神教的起源：旧约圣经的“神”从哪里来？》，该书在最新圣经学和古代以色列史学论述的基础上探讨古代以色列为何、何时已经如何成立了一神教。通过具体讨论何谓一神教、所谓“以色列”的人民、被称作雅赫威的神、初期以色列的一神教、预言者和一神教、申命记和一神教、王国灭亡、巴比伦之囚和一神教、“第二以赛亚”和一神教的诞生等问题，此外作者推及现实情况，试图表达这样的观点：“在神道方面，日本向来信奉‘八百万个神灵’，却在‘大日本帝国时代’将天皇崇拜强加到亚洲各国，企图实行不容宽恕的支配的行为。”[18]和关根清三一样，山我哲雄也将旧约圣经学的研究推广至对现代社会现实情况的讨论当中。

此外，还有一些长期致力于旧约研究的学者，如著有《犹太教犹太人和日本人》、《圣经和日本人》、《新宗教和日本人》等的浅见定雄，通过研究《旧约圣经》思考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现状及未来走向；著有《旧约圣经之心》、《旧约圣经的预言者》、《旧约圣经读解》等的雨宫慧；著有《犹太民族的悲剧和光荣一位历史学者对现代的进言》、《阅读圣经：从天地创造到巴比伦塔》等的石田友雄；著有《旧约圣经的中心》、《和平的默示：旧约圣经的和平思想》、《旧约圣经的语言和默示：其本质及系谱》等的木田献一；著有《诗篇研究》、《照向混沌的光芒：翻译成现代语言的旧约圣经》、《神民信仰旧约篇》、《旧约圣经绪论讲义》等的左近淑；著有《申命记的文献学》、《旧约圣经中的女性》、《亚伯拉罕背负着约定的父子》、《希伯来法思想的源流》等的铃木佳秀；著有《亚伯拉罕故事解读文艺批评的尝试》；译有罗伯特·詹森《雅歌》（现代圣经注解）等的水野隆一；著有《圣经学论集》、《对我们来说圣经是什么？——现代天主教圣经灵感论序说》、《圣经Q&A旧约编》、《圣经年表·圣经地图》等的和田幹男；著有《创世记注解》、《诗篇的思想和信仰》、《回应悲哀 旧约圣经中的历史和信仰》、《圣经旧约中的幽默和反语》等的月本昭男；译过《古代文字之谜——东方诸语言的解读》、《古代东方和旧约圣经》并著有《创造和洪水》等的津村俊夫；著有《古代以色列及其周边》、《旧约圣经中的社会和人间古代以色列和东地中海世界》、《旧约圣经中的文化与人间》、《<约伯记>论文集成》、《解读创世记讲义录》、《圣经的想象力和说教》、《旧约圣经的水脈》的並木浩一等等。这些学者几十年如一日著书立说，从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等多个领域尝试对旧约圣经做出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分析，为日本学界的旧约圣经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个人的贡献。

不难看出，二十世纪日本圣经研究几度沉浮。30年代之前仍然属于大量翻译译介期，此时的日本还未取得“阐释圣经的话语权”；二战期间对圣经的译介和研究暂告一段落，即使涌现一些成果，也是为了顺应战时需要，例如松田明三郎《爱国心和基督教：旧约圣经的爱国诗人》硬是把旧约故事与爱国思想联系起来。战争结束后，对圣经的研究热情重新点燃。日本人在重振经济的过程中思考犹太人复兴家园时的艰难，思考战争责任谁之过和生命观。而主题的选择和关注点也与日本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比如80年代中期，为日本女性劳动权利提供法律保障的《男女雇佣均等法》实施后，对旧约中女性的形象和地位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研究者又在旧约中寻找对由盛转衰的描述，联系现实进行反思。

除以上这些专著外，较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有：

1936年山崎亨在《基督教研究》发表了论文《旧约圣经出现的阴曹地府》，介绍诗篇和约伯记中阴曹地府的位置，借以探讨生与死以及灵魂的永久性等问题。同年，清水护在《英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旧约圣经中的固有名词>一文，解释了旧约圣经里出现的一些人名、地名，介绍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特色；1939年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旧约圣经中的神名复合名>，从语言学的角度解释Adon等词单复数形式的指称和意义。1949年田中周友在《法律文化》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从旧约圣经中看父子关系——省察父权问题》；同年在该杂志又发表了《旧约圣经中表现的劳动》一文。1950年渡边善太的论文《旧约圣经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介绍旧约圣经中出现的路德等人的形象。1953年浅野顺一的《旧约圣经中的“契约概念”：作为主的以色列预言者》认为所谓旧约圣经体现的是契约的宗教；同年中泽洽树在《宗教研究》上发表《旧约圣经中的义》。1956年小林三卫发表《旧约圣经中的末子相继》一文，以以撒的儿子雅各布的故事为例，讨论末子相继的社会经济问题及其历史成因。1957年植田重雄发表《旧约圣经中的“创造”观》；同年，中泽洽树发表《旧约圣经中的性》一文。1958年海野一隆从地理学的角度撰写《昆仑四水说的地理思想史考察——佛典即旧约圣经中的四河说》。1959年植田重雄在《宗教研究》上发表《旧约圣经中漂泊的意义》；三善敏夫发表《旧约圣经中神的容貌（Panim）》；关谷定夫发表《死海写本与旧约圣经——新文本对于旧约圣经文本批评的贡献》。

1960年植田重雄发表《旧约圣经中的历史意义》；星野三雄的论文《旧约圣经中的色彩研究》从褐色、白色、红色、绿色、黑色、紫色等这些色彩讲起，挖掘其背后所体现的神学意义。1963年三浦敏明在《日本文学研究》上发表《旧约圣经“该隐与亚伯”的“该隐后裔”的影响——根据比较文学的方法》。1964年植田重雄发表《旧约圣经中的<黛博拉之歌>研究》，考察该歌的历史背景以及歌背后所体现的以色列思想。1970年武田胜彦发表《川端康成和旧约圣经》一文。1976年黑川钟信发表《旧约圣经中的女性们》。1977年平野节雄发表《旧约圣经中的“智慧”——研究史》，梳理了K.Marti、J.Meinhold、O.EiBfeld等人对于智慧的理论，认为“智慧”研究是理解旧约圣经的一把钥匙，然而对“智慧”的理解和研究有其历史语境；智慧文学是以“谜语”、“譬喻”这些形式传达所谓“智慧”的，贯穿的是创造之神对人恩惠的信仰。1978年三枝礼三发表《论旧约圣经中的儿童形象》，通过旧约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子”（bēn），解释其语源背后体现出的家族关系，来展示“基督教的儿童观”。

1981年内田满《旧约圣经中“脸”的比喻：人格概念的一个源泉》通过旧约圣经对神拟人化的叙述，对神的手、腕、脚、脸、眼、鼻、口、唇、耳以及背影的描绘，尤其是对神的面部的比喻用法，强调的是神和民之间的人格关系。1984年夜久正雄发表<《古事记》《荷马史诗》和《旧约圣经》的类型对比试论：神话与英雄叙事诗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介绍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希罗多德的《历史》，将古希腊的古典与日本古典倭建命的故事作比较，进而谈到与《旧约圣经》的横向比较，非常宏观。1988年平泽弥一郎和臼井永男撰写论文《古典中的人和身体：从诗篇出发》，讨论诗篇中对于人体的讴歌，借由希伯来原文考察在旧约圣经中的意义。1989年小板桥又久《旧约圣经所见作为msrr的歌手》认为旧约圣经中的mšrr（歌手）一词派生自动词šr，而我们只能在埃兹拉（Ezra）、尼希米记（Nehmiah）和编年史（Chronicles）中找到mšrr这一词。mšrr连同“利未人（Levites）”出现了几次，指的是属于神庙、尤其是耶路撒冷神庙的歌手。论者认为šr并非是对某一种类的特殊指称，而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歌手的指代；金井美彦发表短小书评<山我哲雄译《旧约圣经的历史文学》>。

1990年泽田助太郎发表《旧约圣经希伯来语、日语、英语、德语翻译的比较研究——关于省略的文体》。大野惠正《旧约圣经中的赎罪之血：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研究》关注希伯来语词根KPR，分析利未记17章的构造，摘出有关赎罪和流血的章句进行分析。向井考史《旧约圣经中的“雨”》分析希伯来文中关于描写“雨”的情况——春雨、秋雨、刚下过的雨等等，表现祭祀仪式。饭谦在评价铃木佳秀的新作《旧约圣经中的女性》时认为固有的说法是旧约圣经遵从的是家族父权制，而该书的作者却试图在古代以色列的精神背景下寻找父权制未必全然坚固的论证。田中孝雄<旧约圣经《约伯记》论考>；竹田裕发表《旧约圣经“契约”中的“他者”问题》；Ryne Spencer Richards发表英文论文The Pentateuch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ulture of the Far East（摩西五书与东洋文化的关系），通过洪水、人种的起源、从单语言到多语言的发展、大陆的分离等等情况，推断书写于公元前9-6世纪间的摩西五书对远东的古代文化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定方晟发表《神圣的憎恶》，讲述旧约圣经中神对以色列人民的憎恨与遗弃。佐佐木哲夫《黛博拉故事中的战争》通过希伯来语“压抑”、“正义”、“追击”等词汇，认为黛博拉·巴拉库故事与《士师记》（6：36-40）中描写的犹太勇士基甸（Gideon）的战争不同，既不是侵略战争也不是圣战，而是带有典型的为正义而战的记事；伊藤利行《约伯记中的对话考察》强调旧约圣经《约伯记》作为义士受苦的重要篇章，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不可越过的宗教文书，通过讨论约伯记中的人物对话，进一步探讨围绕宗教问题的对话性质、对宗教的质疑、沉默、确信，直到对宗教的告白等过程。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对旧约圣经的研究成果和视角越发丰富和多元，关注旧约的历史学意义及在东方文学中的位置逐渐多了起来。例如佐佐木哲夫《旧约圣经和信仰：吉尔伽美什叙事诗和诺亚方舟》、加藤久美子《旧约圣经中“义”概念形成前史：关于词根SDQ的论考》、太田道子《旧约圣经的诗文学》、近藤二郎《古代东方史和旧约圣经：以埃及学为中心》、山我哲雄《旧约圣经的历史观——以<申命记史书>为中心》等。奥田和子《旧约圣经神的赠品：食物群像》认为食物（包括水果、牛奶、面包、肉、鱼以及盐和醋这些调味料）在圣经当中是继水与火之后第三大重要的物质，它不仅充当可以果腹的物质，而且还是神与人之间维系关系的精神食粮。池田晶《旧约圣经路德记的成立时期和文学润色》谈到路德记虽是旧约圣经中最短的一篇，里面却包含着土地相继和结婚等古代以色列的法律、外国人观以及语言学上等等诸多问题，按照圣经中希伯来语的时代区分，路德记成书年代分为三个部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之囚事件前、事件中和事件发生后；相应地初期圣经EBH、中期圣经SBH和后期圣经希伯来语LBH；通过对第一人称独立代名词、第二、三人称女性复数形式的进一步考察，指出路德记不排除属于经过时代、地域、媒体等复杂整合而成的后期圣经的可能性。日置孝三郎《旧约圣经和女性》分析表面看来旧约圣经体现的是男子中心主义，女性受到压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严重，但是仔细比较旧约和新约会发现，旧约里体现着神意志——男女在本质上是平等的。

一些学者重点考察旧约对日本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中岛贤介《室生犀星论：旧约圣经Daniyyel书对童话<绿色文字>的影响》，指出是日本作家室生犀星1921年创作的童话《绿色文字》收到了旧约圣经的影响，小说借用了大量的旧约圣经词汇，原出处就在达尼埃尔书第5章，室生犀星曾于1912年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本圣经，日夜捧读。左近丰《你那如海般深邃的哀伤，谁能治愈？——旧约圣经哀歌第二章的文学研究》通过细读旧约圣经《哀歌》中有关救赎文学主题，回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回应在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问题引向两个方面：首先，认识到文学本身的独一无二，曾带着专家学者走入圣经解释学（hermeneutical）的转换中；其次，论者认为《哀歌》这一组由救赎之火锻造的诗歌，应该放置于广岛和长崎的阴影之中进行解读，给日本人提供它本身独特的诗的安慰。山田朱音《明治元年翻译的旧约圣经<创世记>成立之考察》，日本对旧约圣经的翻译，部分从16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全文翻译完成是1888年即“明治元年翻译”。通过比较几个译本和它们所使用的底本，重点考察的是日本对《创世记》的翻译历史，肯定最初是1877年。该文对圣经的日译历史研究很有价值。

总体说来，日本的圣经学（聖書学）仍然属于传统训诂学的一种。主要以圣经为对象，利用文献学的方法，以及人文科学的如语言学、考古学、地理学等方法对圣经文本提出批评，其目的在于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阐明最初的圣经和基督教。主要批评形式有文本批评、圣经批评、高级批评（上层批评）、低级批评（本文批评）、原典批评、形式批评、编集、肯定、改定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修辞学批评等。圣经学主要分为旧约圣经学和新约圣经学两大领域。由于对圣经信仰立场的不同，日本学者对圣经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解释和误读。有的日本圣经学者身兼学术研究者和神职人员两种身份。一般来说，日本的圣经学者被划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批判的圣经学者，例如田川建三等；二是保守的圣经学者，以尾山令仁、内田和彦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为日本圣经基督教会会长尾山令仁，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著有《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语法》、《日本人和基督教》、《圣经翻译的历史和现代翻译》、《圣经的教理》等。战后作为日本福音派的指导者，为了确立圣经信仰而四处奔走。任第二届日本传道会议京都宣言起草委员长，站在基督教信众的立场，他主张日本应该承认战争罪行，向亚洲各地的人民谢罪。

整体分析，日本的圣经学研究具有其独特性。曾经被沙勿略盛赞为“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日本，的确拥有捕捉圣经研究风向异常敏锐的触觉，不过基于日本文化多重性的特征，日本终究未能成为沙勿略理想中的基督教圣地。起步较晚的日本圣经学，几经波折慢慢走向成熟，为世界圣经研究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