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词与物》中曾经指出：“通过文学，语言的存在再次在西方文化的界线处和它的中心地带闪烁，因为自16世纪以来，语言是西方文化最为陌生的；但是，自从16世纪以来，它也处于西方文化所掩饰的一切的中心。”为什么福柯认为 “语言”是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最为陌生又最为中心的存在？福柯的这个判断除了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特征，即陌生与中心、缺席与在场、存在与遗忘的二项对立层面外，它在当时和今天更为重要的文学、文化、理论和历史层面上意味着什么实乃值得重述。
形式浪潮与媒介自觉
“媒介转向”和“媒介考古学”成为近年来一个突出的学术热点，其代表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方面在福柯《词与物》的影响下写作了《话语网络1800—1900》一书,另一方面又批评福柯缺少一种对于“媒介”自身的自觉。而“媒介转向”在今天一方面基于一种媒介的物质性基础，例如图像、声音处理与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之前的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重新集聚；另一方面“媒介转向”这个视角不仅考察留声机、打字机、收音机、电视机、电影等媒介物质性谱系，同时将这些媒介重新历史化，有效地说明麦克卢汉所说的“再媒介化”，即“每一种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借助当下的这一转向和视野，我们可以重返福柯对20世纪形式主义浪潮的论述，进而将媒介问题放入形式主义浪潮的延续性中，从而考察福柯的媒介意识，同时回应，福柯基于“语言”的媒介意识对欧洲现代思想史所做的反思。
在1983年发表的访谈录《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中，福柯曾说到他要把20世纪的音乐、文学、建筑、政治、历史甚至革命都纳入到形式主义的浪潮中来思考，他非常想彻底地讨论对20世纪而言极为重要的形式主义的历史和问题，并把法国的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小插曲放到这个20世纪形式主义的“广阔现象中”。在福柯看来形式主义“同浪漫主义或者同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一样重要”。这使我们不禁想到以赛亚·柏林对浪漫主义的评价，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柏林肯定了浪漫主义对西方近代史的意义：“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柏林认为浪漫主义不仅仅是对一个思潮流派，而且构成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主导模式，浪漫主义涉及的“不仅是思想史”，而且是所有“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如同柏林放置浪漫主义对19世纪历史的意义一样，福柯放置了形式主义对20世纪历史的重要性。关于浪漫主义，福柯曾专门在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现代语文学的诞生的话题中研究过；其次，对于福柯而言，20世纪“广义的形式主义”在“现代语言媒介”的意义上也与浪漫主义有历史的联系。那么， 20世纪的形式主义为何如此重要呢？
首先是因为“形式主义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普遍地同政治运动——应当说是左派批判运动——紧密联系，甚至在某些革命环境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的旗手如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等，理解莫斯科语言小组和彼得堡语言小组这种形式研究、文学性研究所具有革命的意义，理解雅各布森为何会被迫流浪。他们那种在“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中寻找“文学性”的努力，正像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诗歌绝对不会反映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颜色”一样，打破了人们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语言的透明性和神话性的理解，因而将已然习以为常的“语言”历史化，寻找“文学性”因而成为一种激进行为，语言形式因而参与到社会思想变革中。福柯也正有此意：“什么是贯穿20世纪西方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当人们考虑到形式主义在绘画、在音乐的形式研究上的不同寻常的命运，当人们想到形式主义在民俗和传说的分析以及在建筑上的重要性，想到它的应用，想到理论思维的某些形式，那么，可以肯定，形式主义从总体上说很可能是20世纪欧洲最强大、最多样化的思潮之一。”绘画、音乐、民俗和传说、建筑、理论思维，形式浪潮因为对形式和媒介的自觉而整体上影响了文化艺术和思想各领域，而且形式主义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运动相联系，因而当时的形式革命在文化和思维领域呼唤着社会变革。所以俄国形式主义与俄国革命具有某种关联，而捷克布拉格学派也使得人们从语言学转向中找到了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力量，西欧的结构主义正是在这条形式脉络中与二战前的形式主义相接通。
流行于福柯时代的“形式”研究的确改变了他对意义与形式关系的看法：“在那个时代，意义、经历、肉欲、原始经验、主观内容或社会意义享有特权，与布雷和音乐的相遇意味着从非同寻常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这是围绕形式进行持久争论的世纪；这意味着要重新了解通过音乐、绘画、建筑、哲学、语言学、神话学在俄国、德国、奥地利、中欧对形式的研究如何向古老的问题挑战，并给思维方式带来冲击。”形式研究质疑了意义和内涵研究，还原了“经验”的历史性，重构了思维方式。对形式的自觉因而是带来新思想的基础。形式研究把旧的内容和经验历史化和媒介化这一点，正如当下媒介研究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所做的工作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基特勒对媒介的自觉正产生于他对福柯思想无意识的感知与继承中。虽然基特勒批评福柯没有注意到媒介物质性层面，例如留声机、打字机等层面，而停留在书写语言的传统媒介中，但对形式的自觉意味着对媒介，至少是语言媒介的自觉。福柯在谈论“机器”这个概念时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我用这个术语试图表明，首先，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由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规范性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所组成……其次，在这种机器中，我想找出异质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关联的本质……第三，我所理解的‘机器’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知识型’是特定的语言机器，而机器是更普遍的形式，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它的要素更具异质性。”因此，“语言”是特定的历史机器和媒介。
欧洲现代“语言”媒介的谱系
根据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即语言是由能指和所指依据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所组成的符号，在形式自觉论和媒介转向的视域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重读福柯的《词与物》，即将它所说的文艺复兴知识型“相似性”理解为欧洲语言建立“能指”的时期，将17、18世纪或古典知识型“表象”或寻找“名词”理解为欧洲语言建立“所指”的过程，而将它所说的19世纪知识型“人的限定性”理解为“语言”或“符号”的确立时期，即现代语文学的产生时间。这个大胆的设想旨在元层面说明从“语言”的线索上看，福柯在《词与物》中建立了一个非常特定的近代欧洲“语言”形成的谱系。依据这个谱系，我们可以将一段欧洲现代知识史历史化、语言化和媒介化。
因而，在福柯看来16世纪的“语言参与了相似性和记号的大分布”，此时的“语言必须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物而被研究”，语言具有物质性，它依据自然的原则，例如相似性而获得其有效性，语言本身就是物的一部分，就像人脑与核桃之间建立的联系一样。那时候，语言并非一个任意的体系，它“存在于植物、草木、石头和动物中间”，人们不是通过阅读书本来阅读世界，而是相反，人们通过识读世界来形成书本。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在寻找“能指”，寻找“声音形象”（sound-image）。而要到了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欧洲才出现了百科全书派所设想的分类和秩序化世界的形式，17世纪下半叶，字母“才被用作一种任意的但有效的百科全书的秩序”去重新排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字母才去“重构宇宙的每一个空间”。此时，人们才通过“名词”来构成分类和图表，为事物排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通过“名词”来为事物和世界寻找“所指”，寻找“概念”（concept）。这也是为何18世纪的卢梭、赫尔德等欧洲的学者都纷纷撰写了类似“论语言的起源”、“论知识的起源”这样的著作。人们也开始能回答为何布丰会“惊奇地发现像阿德罗芬弟这样的博物学家的作品中竟有错综复杂的大杂烩”这一现象？“博物学家作品中的大杂烩”并非源于人们不喜爱对事物进行明确的分类，不喜欢精确性，而是由于这时的博物学家并没有在词、记号和物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个过程说明一种新的“语言”才开始建立，它要到19世纪才能有自己完备的语文学形式。这也是布丰和林奈的分类学对于整个人文主义传统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他们确定了一种产生知识秩序的方式。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在语言领域发生的事情变成了如埃柯所言的寻找完美的语言：“在英国的语境中，罗兰·琼斯（Rowland Jones） (《歌篾的流转》The Circles of Gomer, 1771) 论证道：‘凯尔特方言和知识起源于特利斯墨吉斯忒斯（Trismegistus）、赫尔墨斯（Hermes）、墨丘利（Mercury）或者歌篾（Gomer）的流转中…[而且]英语尤其保留了最纯粹的语言之泉。’在同一世纪，安托万·德· 里瓦罗尔（Antoine de Rivarol）(《论法语的普世性》De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çaise，1784)对为什么要寻找普遍语言觉得很好奇，因为一种完美的语言已然存在了，它就是法语。与法语相比，德语太多喉音，意大利语太轻柔，西班牙语太冗长，英语太模糊。”即，这时候现代欧洲的民族语言都在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成为普遍语言的完美语言，期待自己从地方性变成欧洲性和普遍性。现在的各民族国家语言如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摆脱了早期的模糊状态，成为能够写出像希腊罗马著作一样杰作的成熟语言，成为有着自己语文学传统、建立了自身与拉丁语关系的语言，完成了自身对拉丁语的再媒介化。埃柯所列的这种语言学领域的争论材料，已经让我们看到欧洲近代语言的政治内涵，即争夺民族的优越性和普遍性，福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来论述现代语文学的政治性和现代文化的民族特征的：“在我们定义语法的内在法则时，我们就在语言与人的自由命运之间结成了一种深刻的同源关系。在整个19世纪，语文学都将具有深刻的政治反响。”那么欧洲近代语言的这个政治性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自觉于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现代文学与现代语文学的双重谱系
在上文解释了欧洲16世纪以来现代民族语言的建立过程后，我们便可以回答为什么福柯说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最陌生的是语言这一问题。首先要注意的是将福柯这个问题问题化，即询问西方文化最陌生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语吗？是拉丁语吗？是俗语吗？这样我们才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福柯要强调的恰恰是说在西方历史已经创造了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创造了史诗悲剧时，欧洲民族语言即俗语的书面化和经典化是一个全新的过程，因而是陌生的。当我们把文艺复兴历史化，追问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希腊罗马文献是什么时，就会发现现代西欧虽然也参看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文献，但其主要使用的是查理曼大帝时代校勘过的拉丁文献，借助这个已然媒介化的文献对古希腊罗马文艺的复兴，其目的是为了现代民族国家语言也能创造出像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辉煌的著作，这样虽然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都含有拉丁词根，但已经是一门全新的民族语言。所以在媒介转向的视野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近代欧洲的语言史其实是民族语言对拉丁语文献的再媒介化。因而近代欧洲的古今之争都具有一定的现代民族意识。
法国的杜贝莱在1549年就发表了《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认为法语可以与希腊、拉丁语媲美，17世纪法兰西学院最早的设立目的正在于编撰法兰西民族语言词典，确立法语词在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法学、科学等方面的用法，确立民族语言的体系。
同样，福柯认为康德在1784年《柏林月刊》答复何谓启蒙时要解决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审美无功利问题，而是德国问题：康德和门德尔松在启蒙时期遇到的重要问题是德国文化面对犹太文化的问题，而康德发明“审美共同体”的概念正是为了解决德国内部德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纳粹的悲剧正在这条延长线上。此外，当康德假设启蒙理性是所有人应该具有的，而且为了所有人时，福柯认为康德就把一种特定的地方知识和地方理念发展为一种普遍性诉求，“由此才开始了启蒙的世界性扩张运动”，启蒙才作为一种话语展开了一种世界历史的景观，即一种启蒙的世界史观和全球史观。这样，一种西方的历史景观慢慢成为世界史景观和标准，变成一种“文明论”话语，到黑格尔那里历史则变成了西方史，其他地方的历史都是史前史，殖民因而也被赋予启蒙和文明的“正面”含义。因而，对于福柯而言，启蒙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历史性地影响了全人类，它关涉个人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它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的”。
所以当福柯在谈论19世纪施莱格尔的《印度人的语言与哲学》、博普的《比较语法》、图克的《飞舞的语言》、格里姆的《德语语法》《语言的起源》等时，他要谈论的是19世纪的语言不是“像洪堡所说的一个功（ergon）——而是一个连续不停的活动，即一种能（une energeïa）。在一种语言中，讲着话的人，并且不停地在人们所不能听见但任何光芒都源于此的低语中讲着话的人，就是民族。格里姆曾认为自己是在倾听《德国民歌大师艺术》的时候，雷努阿尔相信自己在纪录《行吟诗人的独创诗歌》时，突然发现这样的低语的。” 19世纪的语言，通过对民歌等口传文化的吟诵而与对民族的同源确认和重构相联系，语言试图回忆具有民族身份的人的存在。语言变成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遗产。
也就是说，自16世纪以来涌动在欧洲现代性中的主体和主题正是“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围绕此展开了一段民族语言代替已然成熟的语言——拉丁语的历史，现代欧洲对语言起源的讨论并非指向拉丁语的一门语言科学，而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向性。身处全球解殖和资本主义批判浪潮中的福柯，通过现代文学，特别是“从荷尔德林到马拉美再到安托南·阿尔托”的支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陌生而中心的现代欧洲 “语言媒介”的产生过程和谱系学含义，即语言的政治、权力、经济等含义。现代文学一直构成语文学的“反话语”，马拉美等意义上的文学通过反思和询问“谁在说”，发现了“民族语言在说”这一历史性主题。塑造现代欧洲主体的内在力量，正是“从语言的表象或指称功能”所“回溯到的自16世纪以来已被遗忘的这一原始存在”，即现代语言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福柯因而建立了现代文学与现代语文学的双重坐标，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既表征亦反思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用第一次发现索绪尔和第二次发现索绪尔来总结现代文学和语文学的关系：索绪尔既描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即语文学意义上的功能性语言，同时通过“Anagrammes”（“易位书写”）这个概念反对了交流性的功能语言，引发了关于文学语言与后结构主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