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乃禹：您的研究兴趣广泛，在文学翻译方面也颇有造诣和成就，您早在1986年就翻译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与茅盾的《腐蚀》等经典作品。请介绍一下您对中国文学翻译的概况和心得体会。

朴宰雨：我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很多，译成韩文的《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集》中就包括铁凝的《逃跑》、莫言的《吃事两篇》、郭文斌的《吉祥如意》、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等。诗歌方面，“东亚诗人大会”、“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等文学交流活动之后，我们推出了《2017韩中日诗选集》《2017韩中日诗人庆典纪念文集》等。其中有吕进、王家新、唐晓渡、舒羽、潇潇、北塔、池凌云、苇鸣、林幸谦等人的诗文作品。2018年我编译出版了《中国当代十二诗人代表诗选》，收录舒婷、多多、王家新、于坚、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等中国大陆诗人和梁秉钧、余光中、陈黎、洛夫等港台海外华文诗人的代表诗歌，并附有诗人介绍、诗歌注解以及中国当代诗歌运动的介绍。

同时，为了向韩国学界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我一直致力于中国学术的韩译工作。《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中国部分的编译由我负责，主要包括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瞿秋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榷》等八篇。事实上，我从1982年就开始翻译丸山昇先生的日文版《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对日本的鲁迅研究进行平行思考。后来我将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翻译介绍至韩国。几年前，在安徽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承担了《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的翻译工作，同时参与了王富仁先生的《中国需要鲁迅》、孙郁先生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翻译。

张乃禹：韩国比较重视本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较早就提出了文学世界化的口号和目标。据我所知，您还是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理事，请问韩国文学翻译院的设立背景，具体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如何？

朴宰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将韩国文学译介至海外，推动韩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韩国成立了文学翻译金库，但这个机构规模较小，成效不大。2001年，隶属于韩国文化观光部的韩国文学翻译院正式成立，成为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特殊法人机构。鉴于韩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巨大，韩国文学也应该有一席之地，由此韩国文学翻译院在文学作品翻译、翻译人才培养、文学交流互动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现在覆盖的语种超过二十种之多，直接将翻译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行。同时韩国文学翻译院还创办了中英两种语言的专门刊物，向海外推介韩国文学，内容包括书评、作家访谈、出版信息以及文学热点等。

张乃禹：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彰显和文学的对外传播成为重要议题。由此，中国文学和学术就面临着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对此您持何种见解？

朴宰雨：就海外汉学家的感受来说，现在中国正通过各种政策的落实，比较重视中国文学和学术“走出去”问题。一个是对中华优秀典籍外译的推动，一个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也积极支持外译，据我所知，莫言的散文外译就是受到这个项目的资助。还有一些政府奖项，比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表彰介绍、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机构，这些举措有效激励了海外翻译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中国文学有“走出去”的意愿和具体措施，但是海外能不能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经常讨论的“走出去”与“走进去”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海外的具体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翻译的作品必须契合当地的阅读意愿和阅读期待，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之前的中国作品外译纯粹是偶发性的，全凭译者的兴趣和偏好选择译本，站在“拿来主义”的立场上，翻译一些符合当地需要的作品，出版机构也面临盈利与否的抉择难题。如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各种激励性措施，中国文学的外译逐渐实现了规模化和系统化。虽然也存在一些并非完全契合当地实际需要的译介个案，但由于中国作品译介数量的激增，作品被海外读者深度认同的几率大大提高，所以整体来说，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文学“走出去”措施确实正在发挥着正能量。

张乃禹：您认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可以从韩国文学的世界化方面得到哪些启示？

朴宰雨：中国作家协会隔年举办一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每次会议都会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汉学家参会，我曾多次在会上介绍韩国文学世界化的经验，中国作协也表示有所启示。但韩文的世界影响力远不及中文的世界影响力，就文学的世界化来说，虽然韩国开始得早，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文学“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所取得成就也有目共睹。

但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更多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中国人的内心思想，而不是从艺术层面上欣赏。比如看刘震云的小说，外国读者可以参悟到中国人的内心机制，在利害关系面前的表现和个人欲望的外在表达等。当然，中国文学艺术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需要外国读者通过译介来发掘。至于韩国文学世界化的启示，我认为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专门机构的规划设置、运行模式和运作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的“他山之石”。

张乃禹：您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和学术世界化之间的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朴宰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方法论和问题意识可能与国内学者不同，但通过交流互动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促进。毕竟汉学家身处海外，在信息搜集、资料获取方面可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互动实现；而中国学者通过与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接触，可以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方法论、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等，对自身研究视域的拓展也大有裨益。

此外，海外汉学研究可以在中国文学译介对象的确定方面，提供重要参考，选择何种作品进行对外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汉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汉学家的个人兴趣。其次，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评价也影响着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由于汉学家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学术话语权，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方面，可以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通过研究和批评等学术性活动，使译作深入读者内心和研究者视野，最终实现提升译作海外影响力的目的，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和学术走向世界。

张乃禹：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渊源使“东亚”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场域，您也曾作为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当代东亚文学的交流和互动。请问在中日韩文学交流和研究方面，“东亚文化共同体”是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朴宰雨：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想象性存在，与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内在理路存在契合性。东亚文化共同体没有实体，只是一个想象的产物，只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有实际效果。韩国较早就提出“东亚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但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曾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这一构想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后来中日学者都逐渐表示认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所以，你所说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方法论，我认为很有意义和必要。

（张乃禹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朴宰雨系著名汉学家、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韩方主编等。）